79年讨论对越作战，有3位主要人物提出反对，邓小平强硬拍板：打

1978年12月下旬的一个深夜，中央军委楼里的灯光一直亮到凌晨。警卫悄声告诉值班参谋：“今晚又要谈边境的事。” 就在这间并不宽敞的会议室里，关于是否出兵越南的争论被正式摆上桌面。次年的枪声，正是从这里敲定的。

消息源于边境线。1978年春，广西、云南接连报告：越军越界扫荡民舍，边民死伤数字不断攀高。更让人愤怒的是，海防、河内两地的排华行动愈演愈烈，离开越南的华侨背着行李，挤满了东兴、凭祥一带的山路。前线指战员多次用电报催问：“能不能回击？” 但中央层面迟迟没有定案。

社科院当时的一份内部评估写得直白：越南如果完成对柬埔寨的吞并，下一个压力点一定落在中越边境。这份材料到了邓小平手中，他只看了十五分钟，随手在扉页批下一行字——“必须准备。”

1979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一开场，邓小平总结情况：第一，越占柬埔寨金边已近两周；第二，中越边境过去四个月遭袭事件一百三十六起；第三，华侨遣返潮已影响沿海经济。随后，他提出方案：对越进行一次规模有限、时间有限的惩戒作战。

场内沉默被华国锋打破。他缓缓说道：“小平同志，出兵得看大局。基建、农业刚刚恢复，若把资源拉到战场，四化会停摆。” 越议论越多，空气里甚至能听见钢笔触纸的细碎声。

轮到叶剑英，他用略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提醒：“苏联在北线陈兵，我们只要南下，北方压力会加倍，要防备两线作战。” 粟裕也发言，重点落在军队素质：“陆军已十二年未上战场，一线指挥员多数未经炮火锻炼，需要冷静。”

三位老帅的态度加在一起，反对声音突然壮大。有人计算过：如果表决，当晚赞同者不会过半。就在人心摇摆时，陈云递上自己的备忘录。“打，但要快。”他只说了这一句，然后细致分析苏军调兵周期、后勤线长度与远东集团军的真实兵力，大约三万字，枕戈待旦的情报几乎全部核实。陈云判断，苏联不敢为了越南与中国直接交战，即便有动作，也在三个月之外，“我们需要的是二十来天的速度。”

邓小平听完，敲了三下桌面：“越军犯我，民心不能凉。快打、打痛、打出威信。” 这番表态直接把争论推到临界点。他把目光投向华国锋等人，“不同意见要讲，但决定必须统一。”会后一次非正式碰头会上，邓小平说得更直白：“不打，边境永无宁日；打，可能有代价，但能换十年稳定。”

作战方针随后敲定。主攻方向选择广西、云南两翼齐发，兵力二十六个师，统由许世友、杨得志坐镇前线指挥。粟裕奉命驻北方，盯住苏军异动。如此安排兼顾南北，最大程度分散可能的压力。外事系统也没闲着。1月29日，邓小平抵达华盛顿，与美方在安德鲁斯基地会谈时，只留下简短一句：“中国将解决自己的邻居问题。” 对越惩戒，得到默认。

2月17日凌晨，炮火在谅山、老街上空亮起。5点钟，越方的电台还在播送黎笋的新春讲话，几个小时后频率里只剩杂音。解放军各纵深梯队以日均五十公里速度推进，越第3、第346师节节败退。战况之外，北疆依旧沉稳。情报部门监测到苏联远东集群只是提高了战备等级，并未南移。

3月5日，中央发出“适时撤军”电报，军队开始轮换回撤。整个作战过程二十九天，符合“速决”构想。战后越南高层一度把部队主力调回北方，柬埔寨压力骤减。国际媒体纷纷报道中国军事行动的节奏与精准，西方评论用“有限战争的范本”形容这场反击。

值得一提的是，战后各路部队上交的战斗总结材料被统称为“七九报告”，很快摆上军改和裁军会议桌。坦克集群高耗能、通信落后、火力配系不均等问题，在那份报告中暴露无遗，也直接触发了1980年代中期的国防现代化建言。

外界常以为当年拍板只凭邓小平个人魄力，而忽略了决策背后复杂的博弈。华国锋、叶剑英、粟裕的谨慎，来自对国家安全全局的体察；邓小平与陈云的坚定，则立足更长远的战略判断。几种思路角力，最终走向同一目标：以最小的时间和成本挫败越南扩张。

1979年的枪声虽已远去，但那场激辩留存下的文件，至今仍是研究军事决策与国家战略的珍贵范本。无论赞同还是保留，在真正落子之前，每一次争论都凝聚了对国家利益的反复衡量，而这也恰恰是大国决策最不易示人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