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93年的上海，有两样东西能让人通宵排队：一是春运的火车票，二是股票认购证。
那一年，一张三十块钱的认购证，中签后能变成几万甚至几十万。无数人相信，那张薄薄的纸片，是命运女神递来的入场券。
我叫周建国，杨浦区第三纺织厂的统计员，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上海小市民。
我以为，我会是那个被命运女神选中的人。
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我即将抓住那张入场券的前一刻，我把它让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带着孩子的寡妇。
她接过我的位置时说了一句话：「小兄弟，我记住你了。」
十年后，当我走投无路、负债累累、连母亲的手术费都凑不齐的时候，她找到了我。
她说：当年那张认购证中了签，翻了五十倍。我欠你的，现在该还了。
但她接下来说的话，让我意识到，她要「还」我的，远不止是钱。
01
1993年2月7日，腊月十六，上海的冬天冷得像刀子。
我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站在静安区南京西路的人行道上，脚下是一层薄薄的霜，每隔几分钟就得跺跺脚，才能感觉到自己的脚趾还在。
前面是看不到头的人龙，后面也是看不到尾的人龙。
我们像一群被冻僵的沙丁鱼，挤在这条窄窄的街上，等待着同一样东西——
股票认购证。
这玩意儿我半年前还没听说过。那时候厂里的老师傅们聊的还是谁家儿子分到了房子，谁家闺女嫁了个好人家。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话题就变了。
所有人都在聊股票。
「老李头买了五张认购证，中了三张，一下子赚了两万多！」
「隔壁厂的小王，辞职了，专门炒股，据说现在身家十几万了！」
「你还傻愣着干啥？赶紧去买啊！今年的认购证，听说中签率更高！」
两万多，十几万——这些数字像一把把小锤子，一下一下敲在我的心上。
我叫周建国，二十四岁，杨浦区第三纺织厂的统计员。
说是统计员，其实就是个记账的。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一堆进货单、出货单、工资条，把数字填进表格里，再把表格交给财务科。
我的月工资是187块，但厂里效益不好，已经三个月只发70%了。
也就是说，我每个月到手只有130块出头。
130块，在上海能干什么？
交完水电煤气，给我妈留点生活费，自己省吃俭用，一个月能攒下三四十块。
攒了小半年，我凑了90块钱。
今天，我要用这90块钱，买三张认购证。
为什么是三张？因为我算过。
去年的认购证，中签率大概是30%。也就是说，三张里面，很可能能中一张。
一张认购证中签后，能换购1000股原始股。按照去年的行情，1000股至少能赚三四千块。
运气好的话，能赚上万。
上万块。
那是我不吃不喝攒七八年才能攒下来的钱。
想到这里，我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大衣口袋，摸了摸那个装着钱的信封。九张十块的「大团结」，被我叠得整整齐齐，贴身放着，生怕丢了。
这是我「搏一把」的全部筹码。
队伍很长，移动得很慢。
我从昨天下午六点就来排队了，到现在已经十三个小时。
中间只离开过一次，去路边的公厕解了个手，前后不到五分钟，回来的时候还被后面的人埋怨了半天。
「年轻人，你这位置要是不想要，让给我啊！」一个戴着老花镜的大爷，用手里的保温杯指着我的鼻子。
我赔着笑脸，连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才把事情揭过去。
没办法，谁让这位置金贵呢。
我特意挑的是靠近银行门口的这个发售点，据说这里的额度最多。昨天傍晚我来的时候，前面已经排了两三百人，我硬是站了一整夜，才挪到现在这个位置。
前面还剩不到二十个人。
天快亮了，东边的天际线泛起一丝鱼肚白。
我呵出一口白气，感觉自己的希望也像这团白气一样，在冷空气中慢慢升腾。
就在这时，队伍后面传来一阵骚动。
「哎，你干什么！放开我！」
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惊恐和愤怒。
「妈妈！妈妈！」
一个孩子的哭喊声，尖利而无助。
我回过头，看到了一幕让我血往上涌的画面。
02
骚动发生在队伍中段，距离我大概五六十米的地方。
我踮起脚，透过人群的缝隙，看到三四个膀大腰圆的男人，围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
那女人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旧棉袄，头发有些凌乱，脸色蜡黄，一看就是好几天没睡好觉的样子。
她怀里护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小女孩穿着一件红色的小棉袄，脸蛋冻得通红，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那几个男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黄牛。
这年头，但凡有什么紧俏货，就有黄牛。火车票、自行车票、彩电票，现在轮到了认购证。
他们专门找那些排在后面的人，用「高价」兜售自己手里的「靠前位置」。
一个位置要价少则几十，多则上百。
「大姐，我跟你说，你排在这儿，天黑也买不到。」领头的那个黄牛，穿着一件皮夹克，嘴里叼着烟，一脸痞气，「跟我换换，我让你站到前面去，保证能买到。就加五十块，不多吧？」
「我不换。」女人的声音在发抖，但语气很倔强，「我排了一夜了，我就在这儿等。」
「哟，还挺有骨气。」皮夹克嗤笑一声，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了碾，「大姐，我好心帮你，你别不识好歹。你一个女人家，带着个小孩，在这儿冻一夜，买不到认购证，你图什么呢？」
「我不需要你帮。」女人紧紧搂着孩子，后退了一步，「你们走开。」
「不需要？」皮夹克的脸色沉下来，朝旁边的人使了个眼色。
两个黄牛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把女人和孩子夹在中间。
「大姐，我再说一遍，这位置，你得让。」皮夹克的语气变得阴冷，「要么花钱买个好位置，要么……」
他伸出手，在女人面前晃了晃。
「要么你就滚到后面去，别在这儿碍眼。」
女人的脸「唰」地白了。
小女孩吓得哇哇大哭，死死抓着妈妈的衣角，尖叫着：「妈妈！妈妈！我怕！」
周围的人都在看，但没有人上前。
有人摇头叹气，有人低声议论，有人干脆把脸转向别处，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我也看见了。
我站在距离他们五六十米的地方，站在离银行门口不到二十个人的「黄金位置」上，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这一切。
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是：别管闲事。
我排了一整夜，好不容易熬到现在，前面只剩不到二十个人了。只要再等一两个小时，我就能买到认购证，就能搏一把改变命运的机会。
这时候去管闲事？万一黄牛报复我，让我也买不到呢？万一我的位置被人占了呢？
不值得。真的不值得。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但是，我的脚却不听使唤。
因为我看到了那个小女孩的眼睛。
那双眼睛又黑又亮，里面盛满了恐惧和无助，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但她死死地盯着妈妈，好像只要一松手，妈妈就会消失一样。
那个眼神，让我想起了我妹妹。
我爹去世那年，我十二岁，我妹妹才六岁。
我爹是厂里的锅炉工，那天锅炉爆炸，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气了。
我妈接到消息，当场就晕了过去。
是我牵着妹妹的手，站在医院的走廊里，看着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我妹妹抓着我的手，跟我说：「哥，我怕。」
她的声音很小很小，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见不得小孩子哭。尤其是那种吓坏了的、无助的哭。
那个声音会让我的心像被人用手狠狠攥住一样，疼。
「让开，都让开！」
我发现自己已经挤出了队伍，正朝着骚动的方向大步走去。
前面的人诧异地看着我，有人喊：「哎，小伙子，你不要位置啦？」
我没理他。
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我知道，我必须过去。
等我挤到跟前的时候，皮夹克已经伸手去拽那个女人的胳膊了。
女人拼命挣扎，但她一只手还得护着孩子，根本挣不开。
「放开她！」
我自己都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
那声音又大又沉，不像是我发出来的。
皮夹克回过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我穿着一件旧军大衣，脚上是一双沾满泥点子的解放鞋，瘦得像根竹竿，怎么看都不像个能打架的主儿。
「你谁啊？」皮夹克的嘴角挑起一个嘲讽的弧度，「多管闲事是吧？」
「我说，放开她。」我又重复了一遍，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硬气一点。
但我的腿在抖。
我从小就不是那种能打架的人。上学的时候被人欺负，我都是忍着。进了厂里，遇到不讲理的老师傅，我也是忍着。
我这辈子，好像就没跟人红过脸。
但今天，我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就是迈不开腿。
皮夹克松开了那个女人，慢悠悠地走到我面前，抬起手，用食指点了点我的胸口。
「小子，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他的声音很轻，但威胁的意味很重。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快得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但我还是说：「我知道。我在叫你放开她。」
皮夹克眯起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
然后他笑了。
那笑容让我后背发凉。
「行，有种。」他朝旁边两个人挥了挥手，「教教他什么叫规矩。」
两个黄牛朝我逼过来，一个捋袖子，一个攥拳头。
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目光在地上扫了一圈，看到了不远处一个卖茶叶蛋的小摊——摊子上放着一个热水瓶。
我一把抄起那个热水瓶，瓶塞「啵」的一声被我拔了出来，一股热气从瓶口冒出来。
「来啊！」我把热水瓶举过头顶，「谁敢过来，我就把这瓶开水泼他脸上！」
我的声音在发抖，但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是来真的。
两个黄牛愣住了。
皮夹克也愣住了。
周围看热闹的人群里，有人开始起哄：「哎哟，这小伙子有种！」
「就是，欺负人家母女俩算什么本事！」
「叫警察！叫警察！」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人群立刻骚动起来。
皮夹克的脸色变了。
这年头，什么都可以惹，就是不能惹警察。被警察逮到了，轻则罚款，重则进局子，买卖就别想做了。
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啧」了一声，朝两个手下摆了摆手。
「走，别跟这种愣头青一般见识。」
他临走前，还不忘回头放了一句狠话：「小子，你给我记住。」
说完，三个人灰溜溜地钻进了人群里，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我把热水瓶放回摊子上，跟卖茶叶蛋的大妈说了声「对不住」，大妈摆摆手，说「没事没事，你是好人」。
我转过身，看到那个女人还愣在原地，怀里的小女孩已经不哭了，但眼睛还是红红的，怯生生地看着我。
「你……你没事吧？」我问。
女人这才回过神来，连连点头：「没事，没事。谢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听起来像是嗓子哑了。
「不客气。」我挠了挠头，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个……你以后小心点，别跟那种人纠缠。」
我转身想走，但女人叫住了我。
「等等！」
我回过头。
女人犹豫了一下，然后问：「你……你原来排在前面吧？」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嗯，前面还剩不到二十个人。」
「那你现在……」
我这才意识到，我的位置早就没了。
我在这儿跟黄牛对峙的这几分钟里，后面的人早就把我的位置填上了。现在我再想回去，只能重新排到队尾。
队尾在哪儿？
我扭头看了一眼——队伍已经拐了两个弯，看不到头了。
现在重新排，别说今天，明天能不能买到都是问题。
一瞬间，我的心像是被人浇了一盆冰水。
但我没表现出来。
「没事。」我挤出一个笑容，「我再排就是了。」
女人的眼睛红了。
「对不起……」她的声音带着哭腔，「都怪我，都怪我……」
「真没事，你别这样。」我有点手足无措，最怕女人哭了，「你赶紧排你的队吧，别耽误了。」
女人没动。
她低下头，看了看怀里的小女孩，又看了看我，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
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我愣住的话。
「你站我这儿吧。」
「啊？」
「你站我这儿。」她重复了一遍，语气很坚定，「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不能让你白帮。我这个位置虽然靠后，但认真排，今天应该还是能买到的。」
我连忙摆手：「那怎么行，你排了一夜呢。」
「你不也排了一夜吗？」女人反问我，「你的位置比我好那么多，为了帮我，丢了。我要是心安理得地继续排，我还是人吗？」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冲，但眼睛里分明含着泪。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旁边有人开始起哄：「小伙子，你就站她那儿吧！」
「是啊，你帮了人家，人家报答你，天经地义！」
「换啊换啊，别磨叽了！」
我看着女人，她也看着我。
她的眼神很复杂，有感激，有愧疚，还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
「大姐，真的不用……」
「我不是大姐。」她打断我，声音突然平静下来，「我今年二十八，比你大不了几岁。你叫我苏姐就行。」
她顿了顿，又说：「我姓苏，叫苏雅芬。」
「哦，苏……苏姐。」我有点别扭地改了口，「我叫周建国。」
「建国。」她念了一遍我的名字，然后说，「建国，你听我说。这个位置，你一定要站。不是因为我要报答你，是因为……」
她的声音突然哽住了。
她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好一会儿才重新抬起头来。
「是因为，我答应过我女儿，今天一定要给她挣一个未来。」
「你帮我赶走了那些人，就是帮我保住了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本来就有你一份。」
「所以，你站这儿，不是我给你的，是你自己挣来的。」
我看着她，又看了看她怀里的小女孩。
小女孩也在看我，眼睛还红红的，但已经不哭了。
她小声地说了一句：「叔叔，谢谢你。」
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
我还是没有站她那个位置。
不是我假清高，是我实在做不出来。
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站了一夜，比我更不容易。我怎么能抢她的位置？
但我也没有重新去排队。
我做了一个更傻的决定——
我让她站了我原来那个位置。
你没听错。
黄牛走了之后，我前面那个位置，其实空了出来。
排在我后面的几个人正在争，谁也不服谁。我走过去，跟他们说，这个位置，让给这位大姐。
那几个人愣住了，然后骂我傻逼。
我没理他们。
我把苏雅芬拉过来，让她站到那个位置上，然后跟她说：「你好好排，今天肯定能买到。」
苏雅芬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你……你怎么这样……」
「没什么。」我摆摆手，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轻松一点，「就当是给我未来的闺女积个福吧。」
我说完就转身走了，怕她再说什么，我会改变主意。
走出去没几步，身后传来她的声音。
「周建国！」
我回过头。
她站在队伍里，怀里抱着孩子，眼泪还挂在脸上，但眼神却格外认真。
「你等我一下！」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页纸，又从兜里摸出一支笔，快速地写了几行字，然后把纸叠好，塞到她身边一个大爷手里。
「麻烦您帮我递给前面那个小伙子，就是那个穿军大衣的。」
大爷帮她把纸条传了过来。
我打开一看，上面是一行娟秀的字：
「徐汇区复兴西路147弄12号。苏雅芬。」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建国，我记住你了。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拿着这个地址来找我。」
我抬起头，看着队伍里那个瘦弱的身影。
她也在看我。
隔着那么远的距离，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她在笑。
我把纸条叠好，塞进裤子口袋里，然后朝她挥了挥手。
转身，走进了人群。
那是1993年2月7日的清晨。
我二十四岁。
我不知道的是，这个清晨，将成为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只不过，这个转折，要到十年后，才会真正降临。
03
三天后，消息传来。
那批认购证，中签率高达35%。
也就是说，每三张认购证里，就有一张能中签。
中签的人，一夜之间，身价翻了几十倍。
我没买到认购证。
我那天把位置让给苏雅芬之后，重新排到了队伍最后面。等我排到窗口的时候，银行的工作人员冷冰冰地说了一句：
「今天的额度卖完了，明天请早。」
第二天，我又去排了一夜。
还是没买到。
第三天，认购证发售结束。
我攒了半年的90块钱，原封不动地躺在我的口袋里。
厂里那个比我晚来两年的小年轻，叫刘明强，买了五张认购证，中了两张。
1000股的原始股，他花了2000块买进去，三个月后抛出来的时候，变成了35000块。
三万五。
他辞职了，说要去海南「闯一闯」。
走之前，他请全科室的人吃了顿饭，在南京路的「老正兴」，一桌子菜花了四百多。
饭桌上，他喝得满脸通红，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你小子太傻了。听说你那天把位置让给一个不认识的女人？你有病啊？」
我笑了笑，没说话。
「你要是不让，那位置，就是五张认购证的事儿。五张啊！就算中两张，也是三万多块！」
「三万多块，够你娶媳妇、买房子、过下半辈子了！」
「你倒好，让给一个陌生人。陌生人啊！人家现在发了财，能记得你是谁？」
他说这话的时候，科室里的其他人都在笑。
有人说我「圣人」，有人说我「缺心眼」，还有人说我「投胎投错了，应该投到庙里去当和尚」。
我还是笑了笑，没说话。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妈在隔壁房间咳嗽，咳得厉害。她的气管不好，每年冬天都要犯病，但舍不得去医院，就熬着。
我妹妹去年嫁到了浦东，嫁的是个开出租车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已经被我捂得有些皱的纸条，借着窗外的月光，看着上面那行字。
「徐汇区复兴西路147弄12号。苏雅芬。」
我想起了她的脸，那张被孕期——不对，被生活折磨得蜡黄的脸。
我想起了她怀里那个小女孩，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
我想起了她说的那句话：「我答应过我女儿，今天一定要给她挣一个未来。」
她买到认购证了吗？
她中签了吗？
她和女儿，现在过得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也没有勇气去那个地址找她。
找她干什么呢？
找她说「苏姐，我当年帮了你，你现在发了财，能不能分我一点」？
我做不出来这种事。
我把纸条重新叠好，夹进了床头那本《毛泽东选集》里。
然后闭上眼睛，告诉自己：
算了，都是命。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1993年变成了1994年，1994年变成了1995年。
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差，发的工资也越来越少。
我从统计员被「优化」成了仓库保管员，工资从187块降到了150块，实发只有100出头。
1996年，我妈的气管炎恶化成了慢性阻塞性肺病，住了半个月的院，花了我三年的积蓄。
1997年，我妹妹生了孩子，妹夫开出租的时候出了车祸，腿断了，在家躺了半年，全靠我妹妹一个人撑着。
1998年，更大的风暴来了。
国企改革。
下岗潮。
杨浦区第三纺织厂，这个存在了四十多年的老厂子，被列入了「关停并转」的名单。
全厂八百多名职工，除了少数几个被调去其他厂的，其余的人，全部下岗。
我也在其中。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998年9月17日。
厂办的人把我们叫到车间里，宣读了上级的文件，然后让我们签一份「买断工龄协议」。
二十年工龄，买断价是两万块。
两万块，买断我二十年的青春，二十年的汗水，二十年的付出。
平均下来，一年一千块。
一千块，在1998年的上海，只够两个月的房租。
但我们没有选择。
签了协议，至少还能拿到两万块；不签，什么都没有。
我在协议上签了字，按了手印，然后拿着那张薄薄的纸，走出了厂门。
门口已经站了一堆人，有哭的，有骂的，有愣愣发呆的。
我没哭，也没骂。
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扇我走了十几年的大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阳光很好，照在厂牌上，「杨浦区第三纺织厂」几个字被晒得有些发白。
我想起我第一天来上班的时候，我爹还活着，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好好干，这是铁饭碗，一辈子的事儿。」
一辈子。
真是个笑话。
04
下岗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难。
我试过很多工作。
摆地摊，卖袜子、卖皮带、卖劣质打火机。城管来了就跑，跑得慢就被没收，没收了就白干。干了三个月，赔了五百多。
工地扛水泥，一天二十块，从早干到晚，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干了一个月，腰扭伤了，在家躺了半个月，把赚的钱全花在了医药费上。
帮菜市场的商户记账，一个月两三百块。这活儿还算稳定，也算是专业对口，但两三百块在上海，只够勉强糊口。
我租的房子，从厂里的职工宿舍搬到了杨浦区最偏僻的城乡结合部，一个月80块的房租，十平米的小屋，夏天闷热，冬天漏风。
我妈跟我住在一起，她的病越来越重，但舍不得去医院，每天就靠几块钱的止咳药片撑着。
我妹妹的日子也不好过，妹夫的腿好了之后，人变了，整天不着家，后来干脆跑了，留下她一个人带着孩子。
我想帮她，但我连自己都养不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2000年，2001年，2002年。
上海的变化很大，高楼越来越多，霓虹灯越来越亮，外滩的游客越来越挤。
但这些，都跟我没关系。
我依然住在那个十平米的小屋里，依然每天骑着那辆破自行车，穿梭在菜市场的摊位之间，帮卖鱼的老王、卖肉的老孙、卖菜的张大姐记账。
三十好几的人了，没房没车没媳妇。
亲戚朋友介绍的对象，一听我的条件，见都不见就拒绝了。
有一次，好不容易有个姑娘愿意跟我见面，在人民公园的相亲角。
她问我：「你有房子吗？」
我说：「没有。」
她问：「你有车子吗？」
我说：「有，自行车。」
她问：「那你有存款吗？」
我想了想，说：「有，八百块。」
她站起来就走了，走之前甩给我一句话：「你浪费我时间。」
我没追，也没解释。
说什么呢？
说我虽然穷，但我人好、靠谱、孝顺？
谁信啊。
日子过到这份上，我已经不指望什么命运的转机了。
能活着，能让我妈吃上饭、吃上药，就是最大的奢望了。
2003年，秋天。
我妈的病终于扛不住了。
她躺在杨浦区中心医院的病床上，脸色灰白，呼吸困难，嘴唇发紫，氧气管插在鼻子里，发出细微的「嘶嘶」声。
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表情很严肃。
「你母亲的病情恶化了，慢阻肺发展成了肺心病，必须尽快做手术，否则……」
他没把话说完，但我听懂了。
「手术费多少？」我问。
「大概五万。」
五万。
这三个字像一块巨石，压在我胸口，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身上的全部积蓄，加起来不到三千块。
我已经没有可以借的人了。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过了，早就把脸皮磨光了。
我妹妹那边，更不用说了，她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
五万块，对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医生，能不能……先治着？」我的声音在发抖，「我……我想办法筹钱。」
医生叹了口气：「可以先保守治疗，但最多只能撑一两个月。你尽快筹钱吧。」
那天晚上，我守在病房里，看着我妈昏睡的脸。
她老了。
曾经那个每天早起给我做早饭、送我上学、担心我穿不暖吃不饱的女人，现在躺在这张窄窄的病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我握着她的手，手心全是汗。
「妈，你放心，我会想办法的。」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
但我知道，我必须想办法。
我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人。
菜市场的老王借了我五百，老孙借了我三百，张大姐借了我两百。
他们都是穷人，能拿出来的，也就这么多了。
我去银行问了贷款，银行的人看了看我的条件，摇了摇头：「你没有抵押物，我们没办法放款。」
我甚至想过去卖血。
上海有个地下血站，听说一次能卖三百块。
但我身体太差了，常年营养不良，验血的时候指标不合格，人家不收。
我走出那个地下血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街上的霓虹灯闪烁着，行人匆匆而过，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那个蹲在地上、双手抱头的男人。
我没有哭。
从我爹死后，我就不怎么哭了。
但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五万块，我连五千块都凑不齐。
我妈躺在医院里，等着我去救她。
而我，连救她的能力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没开灯。
我坐在黑暗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窗外有月光，照在那个我住了好几年的破旧小屋里，照在那张脱了漆的木桌上，照在桌上那摞旧书上。
我的目光落在那摞书上。
最上面那本，是一本发黄的《毛泽东选集》。
我愣了一下。
然后，我像是被什么东西驱使着一样，站起身，走过去，拿起那本书。
书页里夹着一张纸。
十年了，我几乎忘了它的存在。
我把纸抽出来，借着月光，看着上面那行字：
「徐汇区复兴西路147弄12号。苏雅芬。」
苏雅芬。
那个名字突然变得无比清晰，连带着十年前那个寒冷的清晨，那个灰蓝色棉袄的女人，那个哭泣的小女孩，全都涌了上来。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然后，我苦笑了一声。
十年了，人家早就忘了我是谁了。
就算没忘，又能怎样？
人家凭什么帮你？
凭你当年让了一个位置？
那值几个钱？
但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死马当活马医。
明天，我就去那个地址看看。
如果找不到人，或者人家不认我了，我就……
我就再想办法。
反正，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05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开往徐汇区的公交车。
复兴西路，是那种老上海的弄堂，梧桐树、石库门、花格子窗户，带着一股子旧时代的气息。
我找了半天，才找到147弄。
那是一条窄窄的弄堂，两边是斑驳的砖墙，地上铺着青石板，踩上去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
我沿着门牌号一路找过去，12号、12号……
找到了。
那是一扇木门，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门框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对联，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我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门。
没人应。
我又敲了一遍。
还是没人应。
我等了一会儿，正想再敲，旁边那户人家的门开了。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探出头，打量着我。
「小伙子，你找谁呀？」
「阿婆，我找一个叫苏雅芬的女同志，她是不是住在这儿？」
老太太想了想，摇摇头：「苏雅芬？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啊。这屋子空了好几年了，房东早就搬走了。」
我的心凉了半截。
「搬走了？搬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老太太摆摆手，「好几年的事儿了，谁记得清啊。」
她说完，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扇紧闭的木门，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意料之中。
十年了，人家早就搬家了。
这年头，谁会在一个地方住一辈子？
我苦笑了一声，转身准备离开。
走出弄堂口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个石墩子，大概是以前拴马用的。
我走过去，坐了下来。
掏出口袋里那包最便宜的「大前门」，点了一根。
烟雾缭绕，遮住了我的脸。
我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回医院？用什么交押金？
去借高利贷？利滚利，到时候连本带息能把我压死。
去偷去抢？我做不出来，也不想做。
我抽完一根烟，又点了一根。
正抽着，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进了弄堂口。
那是一辆奔驰，锃亮的，在这条旧弄堂里显得格格不入。
我没在意，继续抽我的烟。
奔驰在弄堂口停下了。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人。
是个女人。
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职业套装，脚踩高跟鞋，头发盘得很高，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气质很好，保养得也很好，一看就是那种「有身份」的人。
我瞥了她一眼，没当回事。
这种人，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
但她没有往弄堂里走，而是朝我走了过来。
我愣了一下，抬起头。
她站在我面前，低头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你是周建国吗？」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
「你……你是……」
她摘下眼镜，看着我。
我看清了她的脸。
五官、眉眼、嘴角的弧度……
十年过去了，她变化很大，但有些东西，是变不了的。
「苏……苏姐？」
她笑了。
那笑容让我想起了十年前，那个站在队伍里、怀里抱着孩子、隔着人群朝我挥手的年轻女人。
「周建国，」她说，「我找了你十年。」
「你怎么……怎么会在这儿？」我结结巴巴地问。
「我今天来给我妈上坟。」她指了指弄堂深处，「我妈三年前走的，骨灰就放在后面那家寺庙里。」
「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回来看看。」
她看着我，目光在我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和脚上那双磨破了底的皮鞋上停留了一瞬。
但她什么也没说。
「你呢？你怎么会来这儿？」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总不能说「我走投无路了，想起十年前你给我留过一个地址，就死马当活马医地来碰碰运气」吧？
但苏雅芬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
「你是来找我的？」
我点了点头。
「为什么？」
我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我把这十年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下岗，失业，我妈生病，凑不出手术费……
我说得很慢，声音很轻。
说到最后，我自己都觉得可笑。
「苏姐，我知道这么多年了，你早就不记得我了。我也不是来跟你要钱的，我就是……就是实在没办法了，想碰碰运气。」
「你要是能帮忙，我感激不尽。你要是帮不了，也没关系，就当我没来过。」
我说完，不敢看她的眼睛。
半晌，她开口了。
「周建国，你看着我。」
我抬起头。
她的眼睛红了，但没有流泪。
「你说，我不记得你了？」
「我怎么可能不记得你？」
「这十年，我每一天都在找你。」
我愣住了。
「厂子解散了，档案找不到了。我托人查过，你搬了家，户籍也迁了，线索全断了。」
「我以为这辈子都找不到你了。」
「没想到，你自己来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声音有些颤抖。
「周建国，你知道当年那张认购证，后来怎么样了吗？」
我摇摇头。
「中了。」她说，「中签率35%，我那张，中了。」
「一千股原始股，我留到1996年才抛。你猜卖了多少钱？」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十五万。」
十五万。
在1996年，这是一笔巨款。
足以在上海买两套房。
「我用这十五万，做了一点小生意。慢慢地，越做越大。现在，我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做投资的。」
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周建国，当年那个位置，是你让给我的。那十五万，本来应该是你的。」
「我欠你的，现在该还了。」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我想说「不用」「这是你自己挣的」「跟我没关系」之类的话，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苏雅芬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
她从包里拿出一张支票，递到我面前。
「这是十万块。先拿去给你妈治病。」
十万。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的手在抖，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
「苏姐，这……这太多了，我不能要……」
「这不是给你的，是还你的。」她把支票塞到我手里，语气不容置疑，「当年那张认购证，翻了五十倍。这十万块，是本金加利息。」
「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以后有机会，再还我。」
她说完，转身朝那辆奔驰走去。
走了几步，她又停下来，回头看着我。
「对了，你妈的手术，我来安排。我认识几个医院的人，会找最好的医生。」
「你明天去杨浦区中心医院住院部找我，我带你办手续。」
说完，她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奔驰发动，缓缓驶出了弄堂。
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张支票，像个木头人一样，一动不动。
直到那辆黑色的奔驰消失在街角，我才回过神来。
十万块。
我妈有救了。
我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眼泪从指缝里流了出来。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哭。
第二天，我去了医院。
苏雅芬已经在那儿等我了。
她换了一身休闲装，看起来没有昨天那么「高不可攀」，反而多了几分亲切。
她身边还站着一个女孩，十五六岁的样子，扎着马尾辫，眉眼间依稀有几分苏雅芬年轻时的影子。
「建国，这是我女儿，苏小满。」苏雅芬介绍道，「当年那个哭鼻子的小丫头，还记得吗？」
我愣了一下，看着那个女孩。
十年前那个哭着喊「妈妈」的小女孩，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
「叔叔好。」苏小满朝我笑了笑，很乖巧的样子，「我妈跟我说过你，说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我小时候的事儿我不记得了，但我妈一直念叨，说一定要找到你，报答你。」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傻傻地笑了笑。
苏雅芬已经帮我联系好了医生，是上海最好的胸外科专家，从瑞金医院请过来会诊的。
她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我什么都不用操心，只需要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个字就行。
我妈的手术很成功。
一周后，她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病房。
两周后，她能下床走路了。
一个月后，她出院了。
五万块的手术费，加上住院费、药费、护理费，一共花了七万多。
苏雅芬全包了。
我说要写欠条，她不肯收。
我说以后挣了钱一定还，她说「行，那你先欠着」。
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她。
「不用谢。」她说，「我说了，这是还你的，不是给你的。」
她顿了顿，又说：「而且，我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
她看着我，眼神变得认真起来。
「你以前在杨浦三厂工作过，对吧？」
我点点头：「对，干了十几年。」
「那你知道，那个厂子后来怎么样了吗？」
我想了想：「听说改制了，变成了一家叫什么『华纺』的公司，好像还上市了。」
「华纺集团。」苏雅芬说，「现在是上海纺织行业的龙头企业，市值几十个亿。」
「你知道它的实际控制人是谁吗？」
我摇摇头。
苏雅芬说出了一个名字：
「陈德明。」
陈德明。
我在脑海里搜索了一下，突然想起来了。
「是不是当年厂里的那个……副厂长？」
「对，就是他。」苏雅芬点点头，「当年那个克扣工人福利、中饱私囊的陈副厂长，现在是华纺集团的董事长，身家几个亿。」
她的语气很平静，但我能感觉到，那平静底下藏着什么。
「苏姐，你跟他……有过节？」
苏雅芬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我心惊肉跳的话：
「周建国，我丈夫的死，跟他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