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团暗中操盘，炒作张莘夫事件，如何让中共陷入空前舆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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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通过的政协决议是由政协会议通过，但这招致国民党及三青团反对人士的大肆攻击。

这种根本质疑政协会议的说法，为后来国民党彻底推翻政协决议提供了理由，也表明在政协会议背后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危机。

宪法草案是当时政协会议争论的焦点。当时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国民党倾向于中央集权，主张五权制和总统制；而中共和其他党派则倾向于权力制衡与地方分权，主张议会制、内阁制和地方自治。

经过反复争论，政协会议最后通过了张君劢提出的方案，即用无形国民大会取代有形国民大会，在保留五院制的名义下，引入了英国式的内阁制和议会制。

这是对于原来宪法草案的重大修正，对国民党是相当不利的。因此也引起了国民党和三青团内许多人的强烈不满。

三青团西康支团还对此表示：

实际上，国民党和三青团所设想的“宪政”仍然是一种以国民党为主导的政治制度。

在政协会议期间，包括民盟、青年党在内的一些中间党派开始积极活动，成为政治协商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三青团对此则抱有极大的反感，认为这些中间党派是企图借此谋取自己的私利。

在上述认识和情绪支配下，三青团一些地方团部（尤其是重庆支团）积极参加了破坏政协会议的活动。

1946年1月，政协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成立，在沧白堂举行各界民众大会，为国民党方面所阻止和破坏，与会者多人被打伤，是为“沧白堂事件”。

重庆支团干事长陈介生报告：

同年2月10日，重庆20多个人民团体在较场口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会场被国民党派人捣毁，大会主席郭沫若、李公朴等60余人被打伤，是为“较场口事件”。

据重庆支团报告：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之后，在国统区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它是由东北问题而引起的。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于8月下旬占领东北全境。根据美、苏之间的协议，规定东北日军应向苏军投降；同时苏联方面也向中国保证，将于日本投降3个月后从东北撤出全部苏军。苏军占领东北后，中共抢先派出大批干部和军队进入东北，以建立东北根据地。

苏联根据自身的利益，一方面既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默认中共在东北的发展，使国民党对东北的接收遭遇极大困难。国民党军队企图从海路进入东北，因遭到中共武装的阻击，进展缓慢，不得已两次要求苏军延期撤兵。苏联则以协助国民党接收东北为条件，提出与中方进行“经济合作”，要求将日本在东北的企业作为“战利品”交给苏联，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

同时，对于中共要求国民党承认东北解放区的主张，蒋介石则以东北问题属于外交问题为由加以断然拒绝，并将东北问题排除于政协谈判之外。这样，东北问题完全陷入了僵局，东北也迟迟不能接收。

1946年2月1日，苏军从东北撤军的期限已到，但因其“经济合作”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故仍按兵不动；同时私自将大量东北工矿设备拆卸搬运回国。

在此之前，经济部东北接收委员张莘夫一行7人，在由抚顺返回沈阳途中，惨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杀害。当时就有舆论猜测，张莘夫事件很可能与苏军不欲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合作”问题解决之前接受抚顺煤矿有关。当时苏军虽然在击败日寇、解放东北方面有功，但苏军军纪废弛，当地人民深受其苦，敢怒而不敢言。

2月11日，为苏美英雅尔塔会议召开一周年纪念，《雅尔塔协定》随之公布。这是一份损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其中规定以外蒙古维持现状、恢复日俄战争以前俄国在中国东北之权益等条件，作为苏联对日参战的条件，实际上承认了苏联对于东北的特殊权益。

上述消息对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在这种形势下，一场猛烈的学生运动在国统区各大城市突然爆发了。

2月16日，在渝东北人上首先发起游行，散发宣言和传单，攻击苏军不肯撤军及在东北的不良行为。在其影响下，重庆沙平坝各学校学生也开始酝酿游行示威。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就此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对策，决定“设法劝阻”，“并尽量避免发生意外事件”。2月22日，重庆沙磁区包括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在内的20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及教职员工约2.5万余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游行示威。

他们提出的主要口号有：

在学生游行队伍过去后，有少数人趁机捣毁了《新华日报》营业部，并殴打报社工作人员。次日，北碚区以复旦大学为首的各大中学校学生8000余人，连夜步行80多公里，到重庆举行游行示威。26日，南岸区各大中学校学生1万余人也举行了游行示威。这一运动在各地受到热烈响应，迅速向国统区各大中城市蔓延。上海、昆明、南昌、北平、成都、南京、贵州、汉口、天津、杭州、济南、青岛、郑州、贵阳、西安、兰州、开封、镇江等城市学生，亦分别举行示威游行，据说参加人数总计达到26万人之多。前后持续将近半个多月，才逐渐平息下来。

这次运动当时被称为“二·二二爱国护权运动”。

根据其内容和影响来看，“二·二二”学生运动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是青年学生自发爱国行动，另一方面又与国民党、三青团部分人士的暗中鼓动分不开。

正如王世杰当时所指出的那样：“此事之发生，半由青年自然之愤慨，半由于本党某一部分人之支援。”

东北历来是中国的生命线。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沦陷已达14年之久，中国的抗日战争最初就是从东北打响的。所以，国内舆论和一般民众对于东北的确具有异常深厚的感情。苏联是中国的盟国，其出兵东北是为了最后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对中国的帮助，中国应当表示感谢。

但苏军视东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要求获得特殊权益，它在东北的某些行为确实违背了国际主义的原则，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此表示焦虑甚至愤慨，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动机确实出于爱国，这一点不应否认。当时的学生“吃平价米，无油菜，被中国红十字会列入‘肺病区’”，生活极其困苦；而为了表达对国事的关心，“每次游行，来回步行六七十里，远道者步行至百余里”，看到这些青年学生，为了参加游行，“披星戴月，踏着崎岖山路，夜露沾湿衣履，风尘覆满全身，磨破了脚踵，累陷了眼眶”，许多市民都为他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

但东北问题不仅是外交问题，也是一个内政问题，它涉及国共关系。国民党和三青团内都有一些人，企图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来打击中共，破坏政治协商会议。所以他们趁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并极力把矛头指向中共，力图把原来主要针对苏联的游行示威，变成针对中共的游行示威。

据王世杰日记披露：

在组织和发动学生游行的过程中，部分地区的三青团组织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据重庆支团干事会报告，“二·二二”学生大游行时，“本会在中央团部指导之下，慎重运用，鼓励团员，争取领导，结果游行时意识正确，秩序严整，情绪热烈，各方观感甚佳，继北碚、江津、白沙区学生，亦来渝游行，除北碚区人数较少外，津沙区学生数千人，其总指挥即本团同志刘春旺(现被选为支团出席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学生代表)，亦充分表现团结严肃之精神，为‘五四’以来最伟大之学生爱国运动”。

重庆支团干事长陈介生还介绍了组织游行的经过，称“事先市党部、支团部与重庆市教育局取得联系，发动各大专中学普遍参加，声势浩大，发生很好的影响”。“我们作了一幅巨大的漫画，一边画着斯大林的像，另一边画着中国民众用手指着像高呼‘死他宁’，游行时很引人注意”。并介绍了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情况。

四川支团干事长李天民也报告了在成都发动“反苏大游行”并捣毁祠堂街《新华日报》办事处的情况，还说：“游行之后，我们邀请华西大学校长方叔轩及大学教授数十人联名致电四国外长会议，抗议苏联对我国的侵略行为。”

在上海，交通大学和临时大学的一些三青团学生成立了“上海学生护权运动大会”，发动和组织了全市的反苏反共游行。“北平市爱国大游行，事前北平支团部曾派员赴各大学与党关系同志联络，请其设法运用促成壮举，均为圆满。”

因此，中央团部得意地宣称：“尤以学校团部能把握时机发动学生爱国运动，对于青年思想之领导，收效最大。”

并总结说：

针对“二·二二”学生运动所具有的上述特点，中共代表周恩来在为暴徒捣毁《新华日报》一事发表的声明中，特别指出：应该把爱国与排外、把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特务的阴谋行动、把国民党内拥护政协会议与反对政协会议的人分开，加以区别对待。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发动党员对此运动予以抵制，并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

在中共力量较大的学校，尽可能说服群众不参加；如果大多数群众受了蒙蔽或受强制去参加游行，为了避免暴露和孤立，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分子和进步群众，应参加进去，注意了解情况，掌握动态，采取秘密拆台的办法，以进行反宣传，抵消其影响。

分析“二·二二”学生运动发动的过程和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这场运动是在国民党、三青团的推动下发生的，它反映了此时国民党、三青团对于国统区的青年学生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没有多久，这种影响力就迅速衰退，丧失殆尽了。从这场运动也可以看到国共两党对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激烈争夺，并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以打击自己的政敌。

“二·二二”运动体现了抗战胜利以后学潮的一个显著特点：即由于当时美苏国共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排外学潮从原发性的爱国行动，转变为对付国内敌人的有效武器”。

这个特点在随后的学生运动中还会一再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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