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四方面军老将军集体上书中央：李特是好同志，早该平反了！

1993年深秋，北京的晨风已经透着寒意。八一大楼附近的一间会议室里，几位头发花白的开国将军围坐在一张老式圆桌旁，一份署名信摊开在桌面——他们决定联名向党中央表达多年未了的心愿：请为已逝五十余年的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恢复名誉。“不能再拖了，”一位老人放下茶杯，声音低沉却肯定，“他是好同志，历史该有公道。”简短的一句话，概括了他们此行的全部目的。

这封信后来辗转送达中央军委。署名者中，有曾在川陕根据地与李特共事的徐向前元帅，也有在西路军突围时与他并肩死守的李先念、程世才、杜义德、徐深吉等老同志。那年，他们大多已年逾八旬，可对往事的记忆依旧清晰。信中列举了李特在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功绩，反复强调一个要点：李特绝非“托派”，也非“反革命”，他是忠诚的红军干部，只因战乱和派系纠葛蒙受不白之冤。正是这封信，把尘封的往事重新拉回公众视野。

信送出不到三年，1996年中央军委批复将李特追认为革命烈士；两年后，总政治部正式下文确认。结果似乎干脆利落，可若追溯起李特的一生，曲折远比批文来得漫长。

1902年，安徽霍邱牛庙村，徐克勋呱呱落地。父亲是科举末期的秀才，家中书卷气重，辛亥革命后更添一股新式风潮。家教宽严相济，使得徐克勋年少即怀抱改造中国的念头。19岁那年，他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在火车轰鸣声中接触马克思主义，随后获得赴苏学习机会，进入莫斯科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深造。室友不多，却个个来头不小：蒋经国、傅钟、肖劲光皆为同窗。因为个头不高，同学戏称他为“Little”，谐音“李特”。从那以后，“李特”成为他革命生涯唯一的名字。

1930年，国内风云突变。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盛行，苏联归国学员被紧急召回，参与武装暴动。李特踏上回国轮船时，没有料到等待自己的，是一连串高位和更严酷的考验。初到鄂豫皖，他先后担任红25军副军长、红军学校教育长，旋即被调往川陕，出任红31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后升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战功显赫，可在史册里，始终绕不开“草地分兵”的那段激烈冲突。

1935年9月，甘孜草地雾气漫天。中央决定北上抗日，红一、红三军团夜行军悄然离开。为防四方面军拦截，彭德怀留下一团掩护。当天清晨，李特得知中央纵队去向，赶到学校大门口，手握驳壳枪拦路。隔着晨雾，两位久经沙场的将领对峙，话不多却火药味十足。“你们这伙机会主义分子，还想逃到哪儿？”李特话音刚落，彭德怀已拔枪喝道：“谁敢开枪，老子先毙了你！”双方哨兵持枪对峙，紧张气氛几乎压得人喘不过气。毛泽东闻声赶来，用一句“党员可以有意见，但先执行中央决议”平息局面。虽无流血，却为李特留下激烈、刚硬的标签。多年以后，某些“派别论”者据此认定李特对中央不忠，荒谬谣言随之传开。

转折点出现在1936年11月。四方面军奉命抽调精锐组成西路军西征，李特出任参谋长。西路军翻越祁连山、穿越河西走廊，遭遇重兵合围，粮弹俱绝。1937年初，仅余四百余人困守星星峡。有人提议突围回陕北，有人主张向新疆求生。李特与李先念权衡利弊，选择北上星星峡，最终被盛世才部收留。艰难的抉择救下了残部，却成为后来指责他的另一“把柄”——“投降”甚至“托派”帽子随之扣下。

复杂的是：新疆乌鲁木齐的党内纷争正紧张。1938年春，李特突然被逮捕，随后不明不白地“病故”。一说枪决，一说病逝，文件寥寥。关于死因，唯一能确认的事实是：他确实在那一年离开人世，年仅36岁。战友们直到延安整风后才零星得知噩耗，既震惊又无力深究。一纸讣告披上了“托派”的外衣。没有公堂，没有判决，只有一句空洞结论。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主力途经霍邱。一位满头白发的妇人端着小板凳守在官道，手举红布条，上面写着“寻李特儿”。她并不知道儿子已牺牲十一年，更不知道关于他的争议还将持续数十年。士兵们安慰她：“部队后面还有人，您再等等。”老人坐了三天三夜，队伍浩浩荡荡远去，她却盼不回那个扛枪的小个子。那幅场景，被几名目击者永记心里，后来辗转传到北京，在老将军的心头反复回响。

新中国成立后，李特问题一度被搁置。195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内部曾着手查证，但因历史资料遗失、当事人分散，调查陷入停顿。1960年代初，徐向前多次在内部场合提及李特，却因形势变化，工作同样无果。时间进入1970年代末，档案渐次解封，更多西路军老兵主动提供回忆录和战场日记，李特的形象逐渐清晰——作战严谨、治学认真、生活节俭。他在急行军时会把多余的军服让给伤员，自己只穿一件单薄旧衣。徐深吉回忆：“夜里行军零下十几度，他对我说，‘枪和图纸最要紧，别落下。’”短短一句话，道尽参谋长的冷静与责任。

1980年代后期，中央档案馆出现一批新疆旧档，其中包含1937年乌鲁木齐警备司令部的内部笔记，零星记录“李特、黄超等人系中共西路军残部骨干”。没有“托派”字样，也无所谓审判结果。材料虽然不多，却足以推翻旧说。与此同时，多位健在的西路军老战士在口述历史中一致认定：李特被捕时表现镇定，没有任何叛变迹象。

征集到的新证据摆上台面，老将军们深感时不我待。1993年的那次圆桌会谈由此而来。有人担心年事已高，也有人担心文件流转节奏，但信还是签了。理由很简单：若再不伸张，历史会留下永远的空白。文件到达中南海后，中央高层立即批示“尽快核查，实事求是”。军委办公厅、总政、总参、档案部门展开交叉复核，仅用了两年多时间便完成定论。1996年和1998年的两份批复，方寸之间，却让一段尘封半世纪的误解就此终结。

值得一提的是，批复下达后，霍邱县牛庙村专门为李特立纪念碑。碑基前，早年举着红布条的老母亲已不在人世，她未能等来石碑，却在乡邻口中留下质朴一句：“我家克勋没做亏心事。”碑文采用军委批文原句：“李特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其牺牲具有烈士性质”。朴素而有力，足以回应所有悲怆。

老将军们没有因此扬扬自得。他们对外只说一段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话：“真相昭然，晚一点，也得做。”信中联名者陆续离世，今日能从档案里看到他们苍劲的签名，仍可察觉当年疾呼的迫切。至此，李特终于回到属于自己的历史座标——一名优秀的红军参谋长，一位死难的西路军将领，一个被误解却始终忠诚的共产党人。

历史常有波折，迟到的正名却显得分外清醒。李特案平反，不止是个人沉冤得雪，也是对那段烽火岁月作战功臣的慎重肯定。当年的开国将军，用晚年仅剩的精力完成了对战友的最后守望。这一守望，跨越了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