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宫廷斗争

说到宫斗，的确是很吸引人的话题，而明朝的宫斗也的确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不但后宫斗争激烈，还不可避免地蔓延到外朝，成为影响明朝内外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我将以明代中期的万贵妃与后期的郑贵妃为例，来详细阐释明朝的宫廷斗争。方才讲到，万氏只是宫女出身，因从小照顾宪宗而得宠幸，但她显然不甘心只做一名受宠的妃子，而是凭借宪宗的宠爱在宫中掀起一波波风浪。第一波风浪就是废后风波，万氏在宪宗即位仅仅一个月内就让他下了废后的诏书。宪宗即位后，万氏对中宫吴皇后充满嫉妒和不屑，在皇后面前各种行为僭越，不把她放在眼里。吴皇后也是年轻气盛，对万氏进行杖责。中宫皇后惩戒言行不谨的妃嫔，这在古代本是合理合法的事情，但宪宗得知宠妃被责打当即大怒，下令将吴皇后废黜。只是由于万氏的出身和年龄都让她无法正位中宫，因此在废掉吴皇后之后，宪宗只能另立王氏为皇后。这位王皇后就比前任聪明得多，事事对万氏加以忍让，委曲求全，才最终保住了自己的皇后之位。

既然不能当皇后，万氏就把希望放到当太后上。由于得到皇帝的专宠，她在成化二年就给宪宗生下皇长子，宪宗大喜，马上加封她为贵妃。只可惜这个皇长子不到一岁就夭折了，此后好几年宫中都没有皇子降生，搞得大臣们一个劲儿地上疏奉劝皇帝要“溥恩泽，广幸御”，还有人直接指出就是由于万贵妃的专宠善妒，影响到了皇帝的子孙繁衍。但宪宗对于这些劝谏都不予理睬，仍旧宠幸万氏，这就更加助长了万氏的气焰。

一些笔记记载，只要有妃嫔怀孕，万氏就加以迫害，导致其流产。即便有妃嫔生育了皇子，比如柏贤妃所生的皇次子朱祐极在被立为太子之后不久就薨逝了，一般认为这也极有可能是万氏所下的毒手。不过，在万氏的严防死守之下，仍有一位姓纪的女史被宪宗宠幸之后怀有身孕，在被废的吴皇后以及太监和宫女的掩护之下侥幸逃脱了魔爪，顺利将孩子生了下来，就是后来继承皇位的孝宗朱祐樘。到成化十一年，朱祐樘的皇子身份被公布，作为当时唯一的皇子，成为未来太子主要人选。可是就在他皇子身份公布一个多月，生母纪氏也突然去世了，大概也是遭到了万氏的毒手。

所幸，万氏没有再对朱祐樘下手，似乎是不得不接受了宪宗有皇子的事实，而在朱祐樘的身份得到承认之后的十几年里，宪宗又有11位皇子降生，可见是万贵妃在自己生育无望的情况下，放松了对妃嫔和皇子的迫害，这才让宪宗了有了子嗣。不过，在朱祐樘被立为太子之后，万氏又怂恿宪宗易储，另立太子，所幸当时泰山发生地震，朝臣表示这是上天的预警，泰山作为东岳代表的就是东宫不宁，宪宗因此才打消了易储的念头。

成化二十三年正月，万氏去世，宪宗悲痛不已，表示“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从此郁郁寡欢，七个月后就驾崩了，果然随着万氏去了。回看万氏一生，她一没有家族背景，二没有留下子嗣，只是凭借皇帝一人的宠爱就在后宫擅作威褔，如果不是她去世比较早，恐怕明朝的历史还要改写。再来看明朝后期的郑贵妃。郑氏是在神宗万历九年被采选入宫的，她出身也不高，来自顺天府大兴县的一个普通家庭，但凭借自己的才貌在入宫后很快受到神宗的喜爱，四年之间就从淑嫔晋封到皇贵妃的高位。和万氏一样，郑氏也是野心勃勃，凭借皇帝的宠爱排挤其他妃嫔，威胁到正宫王皇后的地位。王皇后无子，而郑氏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则健康长大，她想为儿子谋取太子之位，而神宗也偏爱郑氏母子，不想立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只是朝臣们坚决维护立嫡立长的儒家传统，与神宗进行了长达十五年的拉锯战，也就是所谓的“国本之争”。

在这一过程中，群臣反复上疏请求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以固国本，但神宗就是寻找各种借口进行拖延，不肯就范，导致无数大臣被贬斥、杖责，而皇长子也迟迟不能出阁读书，连他的冠礼和婚礼也都延误了。不过，最终神宗还是没能斗过群臣，于万历二十九年宣布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三子朱常洵为福王。可是郑氏并没有就此罢手，国本之争也远未结束。

如果说万贵妃的影响还主要限于后宫之中，郑贵妃的影响则远远超越后宫，形成了外朝与内廷之间的激烈对抗，也严重影响到君臣之间的关系和朝局的稳定。神宗立太子前后，围绕着“国本”之争，还发生了“妖书案”、“梃击案”和“红丸案”等一系宫廷事变，让万历朝陷入巨大的动荡之中。

万历十八年，神宗身边的太监将时任山西按察使的吕坤所编写的一本女教书《闺范图说》购入宫中，献给神宗，神宗看了觉得不错，就把书赐给了郑贵妃。郑贵妃得到此书后，出资在其中增添了“后妃”一类，把自己和同时代的十二名女性都写了进去，然后亲自撰写了序言，重新刊刻，意欲成为当时女性的典范并且让自己的形象流传后世。但她的这一行为很快就引发了朝野的关注，有言官上疏弹劾吕坤进妖书于宫掖，包藏祸心，还有人对书中的文字进行各种解读，直指郑贵妃刊刻此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这个事情前后闹腾了五六年，牵扯到各方势力，形成所谓的“妖书案”。最终神宗将相关人等进行了惩处，将事情强行压了下去。

客观而言，郑贵妃编写此书是否有为儿子争夺太子之位的意图其实很难确定，只是她之前对于国本的干涉已经引起了朝臣以及文士的极大反感，因此她的行为都被放在这样一个维度下去考量。她虽然拥有神宗的宠爱，却无法与朝野的力量进行抗争，神宗最终立长子常洛为太子，郑氏所生的福王常洵也不得不离开京城前往自己的封地，太子之位得以稳固，持续三十多年的国本之争算是暂时落下帷幕。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万历四十三年，一个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棍闯进了太子所居住的慈庆宫，打伤了守门的太监，不过很快就被侍卫擒住。虽然此事有惊无险，但是一个普通百姓怎么能进入皇家禁地而且敢于冒犯太子？的确十分可疑。在审讯过程中，张差的供词透露出他与郑贵妃的亲近太监有关联，一时之间朝议汹汹，纷纷指责郑贵妃企图伤害太子，威胁国本。郑贵妃也知道此事关系非轻，向神宗哭诉喊冤。神宗表示这个事情导致群情太过激愤，自己也不好直接出面袒护宠妃了，建议郑贵妃去求求太子。郑贵妃只好跑到太子那里辩白此事与自己无关，而太子则大度地表示这个事情只要惩处张差一人就够了，不必扩大株连，然后神宗紧接着表示此事不会深究，一场袭击太子的“梃击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案了。

这个案子被认为是国本之争的后续，但实际上此事是否真与郑贵妃有关，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我个人的看法是，此事应当不是郑贵妃所为，从事件本身而言，太子宫守卫森严，张差只凭单人之力，很难真正威胁到太子，而他被擒之后又牵扯出郑贵妃，让郑氏陷入很被动的境地，更像是来黑郑贵妃的。而这个事情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大的轰动，还是由于郑贵妃的跋扈与争夺给朝野留下很恶劣的印象，以致于张差的供词一牵连到她，就被众人认定必定受她主使，导致群情激愤，而在这种情况下神宗也只能当个和事佬，居中调解，模糊了事。

万历四十八年神宗驾崩，临终前留有遗命，让太子晋封郑贵妃为皇后。光宗朱常洛是个老实人，继位后命礼部筹备册立郑氏为后的相关事宜，但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引经据典，表示历史上要么是先帝的皇后尊为太后，要么是嗣皇帝的生母尊为太后，哪里有以妃为后的道理！光宗不能为了遵守父命而违背礼制啊。最终导致光宗收回成命，郑氏没有实现她的皇后梦。光宗即位后，郑氏为了讨好嗣皇帝，给他进献了多名美女，结果光宗即位才一个月，就身体不适，在御医诊治不力的情况下，鸿胪寺丞李可灼给他进献了红丸，光宗服用后觉得有所好转，李可灼遂再进一丸，光宗服用后于次日凌晨驾崩，成为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这就是引发巨大争议的“红丸案”。光宗死后，又有朝臣指出此事与郑贵妃有关，还是国本之争的延续。不过，从后来此案的处理来看，应该和郑贵妃没有直接的关系，毕竟这个时候她的儿子早已没有即位的可能了。光宗死后，其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针对红丸案，熹宗罢免了内阁首辅方从哲，将献药的李可灼发配充军，算是了结了此案。

透过郑贵妃与国本之争，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宫廷与朝政的很多层面。

首先，从万氏与郑氏两人的经历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如果皇帝不能很好地处理后宫的关系，就很容易引发内廷的矛盾，进而发展或牵扯到外朝，导致朝局动荡，这也是古人所说的必须先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对于某一位妃嫔的过度宠爱，会导致后妃关系失衡，继而影响到立储等一系列问题，历代以来一直强调“宫壸肃清”，就是指后宫要有严格的家法和秩序，保持祥和的氛围，其原因就在于此。其次，明代虽然已经是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但仍可以看到皇帝的权力还是在很多层面受到制约的。神宗虽然宠爱郑贵妃，却并不能突破祖制立她为皇后，直到临终前还心心念念要立她为皇后，最终也没能如愿。不但不能立郑氏为后，郑氏所生的皇子也不能立为太子。经过数十年的国本之争，最终以皇帝的失败而告终。而长时间的君臣拉锯战，让本来颇有明君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的神宗倍感挫败，变得怠于朝政，不上朝、不跟大臣见面，用消极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抗议。而他的这种怠政，也导致明朝的进一步衰落，后人评价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就是说明朝是从神宗开始走向灭亡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国本之争其实质是皇帝与大臣之间的斗争，是皇权意志与文官集团所维护的儒家礼制之间的斗争，郑贵妃只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引子罢了。只不过大臣们在斗争的过程中不能直接批判皇帝，因此把矛头始终对准郑贵妃。加上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红颜祸水、牝鸡司晨的说法，更让大臣们为批判郑贵妃找到合理的依据。明朝的后宫之乱与国本之争为清朝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清朝建立之后，一方面精简和明确后宫等级，规定皇后以下只有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7个位分，而且嫔以上都有人数规定，除皇贵妃只能有一人外，贵妃2人，妃4人，嫔6人，限制高位分妃嫔的人数。而清朝与明朝最大的不同在于，明朝妃嫔获得晋封的原因往往是由于皇帝的宠爱，偶尔也会在国家庆典的时候为妃嫔们进行集体加封。但清朝正好相反，妃嫔获得晋封的主要渠道是在国家庆典时的集体晋封，只有个别妃嫔由于获得皇帝的宠爱或者诞育了子嗣而得到加封。这就大大增加了清朝后宫的稳定性，妃嫔们不必争宠，论资排辈等待国家庆典的时候集体晋封一级即可。当然从个人情感方面，清朝皇帝也比较克制，除入关之初顺治帝格外宠幸董鄂妃之外，此后的皇帝很少有特别宠爱哪位妃嫔、为其突破规则的记载，显得皇帝比较寡情。这也使得清朝的宫史其实有点死气沉沉，没有明朝那么生动多彩。

清朝皇帝所做的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就是切断了立储一事与内廷以及外朝之间的关系。从雍正朝开始实行“秘密立储”制度，彻底否决了历代以来“立嫡立长”的传统制度，立谁为太子完全由皇帝一人决定，其他人不得而知，直到皇帝去世之后才公布储君人选。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消弭了后妃之间为立储而进行争斗的可能，因为不论后宫的嫡庶还是皇帝的宠爱都与储位没有了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是秘密立储，朝臣对于皇帝选择储君一事也无缘置喙，因此清朝在雍正以后不可能再像明朝那样出现朝臣奉劝皇帝要广沛甘霖、要立哪位皇子为太子的现象，立储问题只是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皇权集中达到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