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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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中原大地上空战云密布。
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三十余万重兵，将中原军区六万余名将士层层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这片区域方圆不足百里，我军粮食弹药严重匮乏，形势万分危急。
蒋介石亲自下达命令：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将中原共军全部消灭。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敌人兵力是我军的五倍以上，武器装备更是远远优于我军。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中原军区的将士们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6月26日凌晨，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正式打响。
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率领南路军九千余人，承担着极其艰巨的任务。
他们要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向武当山区挺进，同时吸引、牵制敌人主力，为北路军的突围创造条件。
这是一场九死一生的征程。
在这场惨烈的突围战中，有人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有人坚贞不屈、宁死不降。可也有人在生死关头露出了丑恶的嘴脸，做出了令人不齿的叛变行为。
任长江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曾是王树声身边的警卫，在中原突围最危急的时刻，他选择了背叛。他向敌人泄露了我军的行军部署，导致断后部队遭到伏击，副司令员刘昌毅身负重伤，大批战士壮烈牺牲。
叛变之后，任长江投入敌人怀抱，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
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任长江没能跟着国民党残余势力逃往台湾，只好隐姓埋名，躲在武汉一家国营商店里当起了售货员。
六年过去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以为当年的事情再也不会有人提起。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1952年的某一天，命运会和他开一个残酷的玩笑。那个他曾经背叛过的老上级，那个他以为再也不会见到的人，竟然出现在了他面前...
【1】王树声其人
王树声，原名王宏信，1905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镇项家冲。
麻城地处大别山南麓，是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地。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清末民初，这片土地上的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加上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王树声的父亲王泽香早年做粉房生意，后来兼营务农，家中有水田四十余亩、山林数块，在当地算是殷实之家。母亲王徐氏共生育了四男一女五个孩子，王树声在家中排行第三。
天有不测风云。王树声六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九岁那年，母亲也离开了人世。年幼的王树声和兄弟姐妹们成了孤儿，只能在祖父母的照料下艰难度日。
好在王树声还有一个舅公叫丁枕鱼，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大地主，有农田七八百亩、房屋几十套。看在亲戚的份上，丁枕鱼时常接济王树声一家，让他们不至于饿肚子。
王树声自幼聪颖好学。七岁时，他进入私塾读书，表现出过人的天资。十七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到武昌高小补修学校补习。
正是在武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进步思想，认识了董必武、陈潭秋等共产党人。
1923年春天，十八岁的王树声考入麻城县高等小学。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他的堂兄王幼安，也是麻城县第一位共产党员。
在堂兄的影响下，王树声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加入了学校的马列主义研究会，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王树声高小毕业后，回到家乡乘马岗担任私塾教师，不久又出任乘马岗初等小学校长。这一时期，他一边教书育人，一边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宣传革命道理。
1926年秋天，王树声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乘马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入党后，他担任乘马区农民协会组织部长，领导本地农民运动，并着手组织农民武装。
为了动员更多农民参加革命，王树声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当众焚烧了自家的地契租约，宣布把土地全部分给农民，从此不再收租收息。
这一举动在当地引起了巨大轰动，许多农民深受感动，纷纷加入农民协会。
1927年初，王树声已经成为麻城县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担任国民党麻城县党部委员、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县防务委员会委员、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等职务，在当地颇有威望。
这一年的四月，发生了一件大事。
湖北麻城和河南光山一带的土豪劣绅，纠集了红枪会匪徒上万人，对麻城县城发动了疯狂进攻。这就是震惊一时的"麻城惨案"。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王树声临危不惧。他指挥农民自卫军紧闭城门，据守城墙，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在他的带领下，守城军民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坚守城池不失。
可是，城中弹药有限，兵力不足，长期坚守下去恐怕难以为继。经过县委研究，大家决定派人到武汉搬救兵。
这个重任落在了王树声肩上。
王树声连夜出发，日夜兼程赶往武汉。他找到了董必武，又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见到了正在主持工作的有关领导。经过紧急协调，农讲所派出三百名学生兵，由王树声带领赶赴麻城。
这支队伍抵达麻城后，与当地农民自卫军联合作战，沿方家垸、罗家河、熊家冲等地展开剿匪行动，先后进行战斗二十余次，击毙匪徒两百余人，彻底粉碎了土豪劣绅的反扑。
"武汉搬兵"一役，奠定了王树声在麻城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1927年6月中旬，王树声又指挥麻城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在破寨岗与上万名地主武装激战三昼夜，打垮敌人的进攻，追杀二十公里，毙俘敌军三千余人。
战后，当地群众为了纪念这场胜利，将破寨岗改名为"得胜寨"。
这一年的11月13日，黄麻起义爆发。王树声和吴光浩等人指挥农民自卫军攻打黄安县城，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黄麻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重要武装起义。它标志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也标志着王树声正式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此后的岁月里，王树声在战火中不断成长。他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分队长、大队党代表，鄂豫游击区总预备队总指挥，红一军第一师支队长、团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三团团长、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长、军长等职务。
到1933年，王树声已经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是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在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1935年，王树声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这次长征历时一年多，历经千难万险。王树声率部强渡嘉陵江、翻越夹金山、三过草地，为红军的战略转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长征结束了，可王树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就在会师后不久，根据中央的部署，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部队奉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支队伍后来被命名为"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
西路军共有两万一千余人，肩负着"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使命。他们要穿越河西走廊，在祁连山区建立根据地，接应苏联方面的援助物资。
谁也没有想到，等待这支队伍的，将是红军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悲剧。
西路军面对的敌人，是盘踞在甘肃、青海一带多年的马步芳、马步青部队，俗称"马家军"。马家军以骑兵为主，人数多达十余万，战斗力极强，且在当地经营多年，熟悉地形。
而西路军呢？他们远离后方，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基础，补给严重不足。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就像一支孤军，在敌人的汪洋大海中苦苦挣扎。
从1936年冬到1937年春，西路军与马家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古浪、永昌、山丹、临泽、高台、倪家营子......一个个地名，写满了鲜血和牺牲。将士们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中，穿着单衣草鞋，与装备精良的敌军血战。
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断了就用石头砸。很多战士的手脚都被冻掉了，依然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
1937年1月，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在高台战役中壮烈牺牲，三千多名将士与敌人同归于尽。敌人砍下董振堂的头颅，挂在城门上示众。
这是西路军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损失，却远远不是最后一次。
此后的两个多月里，西路军在马家军的围追堵截下节节败退，人员越打越少。到1937年3月，两万一千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三千人。
3月14日，西路军在祁连山石窝山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脱离部队，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剩余部队分为三个支队，在祁连山区打游击。
王树声率领右支队，约七百余人，承担起掩护左支队转移的任务。
接下来的日子里，右支队与敌人进行了无数次遭遇战。每一次战斗，都有战士倒下。队伍越打越少，从七百人到三百人，再到一百人、五十人、二十人......
最后，王树声身边只剩下不到十个人了。
为了减小目标，他们决定分散行动，各自突围。王树声带着两名战士继续向东走，可在穿越腾格里沙漠时，又遭遇了敌人的追击，三人被冲散。
从此，王树声孤身一人，踏上了回延安的道路。
茫茫戈壁，漫漫黄沙。王树声没有食物，没有饮水，只能凭借多年行军打仗的经验，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前进。饿了，就找沙枣充饥；渴了，就在沙漠中的低洼处挖水喝。
走着走着，沙枣找不到了，水也没了。王树声又累又饿，一头栽倒在沙丘里，昏死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身边坐着一位老人，正在给他喂水。
老人叫俞学仁，是宁夏人，在沙漠边缘做生意。他发现了昏倒在沙漠中的王树声，便把他救了起来。得知王树声是红军后，俞学仁非常热情，把他带回家中休养。
那时候，马步芳的部队在黄河边设了关卡，专门盘查来往行人，见到""（非北方人）就抓。
南蛮子
为了帮助王树声渡过黄河，俞学仁让他穿上自己女婿的衣服，扮作聋哑人，混在商队里，终于顺利过了河。
1937年8月，王树声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延安。
在延安的窑洞里，有关领导接见了他。领导说："西路军的失败，你没有责任。你回来了，就是胜利。"
此后，王树声被安排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1938年春又转入延安马列学院深造。
西路军的惨败，是王树声军事生涯中最痛苦的记忆。两万一千多名战友，大部分牺牲或被俘，能够回到延安的只有寥寥数百人。
每当想起那些长眠在祁连山下的英魂，王树声的心里就像被刀割一样疼痛。
可他没有时间沉浸在悲伤中。抗日战争的烽火已经燃遍中华大地，新的战斗在等着他。
1939年，王树声出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他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八路军主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了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
1940年6月，王树声调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协助刘伯承指挥抗日作战。在这一时期，他参与指挥了多次反"扫荡"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44年冬，王树声率部东渡黄河，进入河南豫西地区。他与皮定均、徐子荣率领的抗日武装会合，组建河南军区，任司令员。
此后，他率领部队在豫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攻占登封等地，建立了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树声又投入到解放战争的洪流中。1945年10月，他奉命南下，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组建中原军区，任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
从黄麻起义到长征，从西路军到抗日战场，王树声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他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见证过无数战友的牺牲，也见过一些人在关键时刻背叛革命、投靠敌人。
这些经历，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每一个牺牲的战友，每一个叛变的败类，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不会忘记。
【2】中原突围的生死较量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可和平的曙光只是短暂地闪现了一下，新的战争阴云又笼罩在中华大地的上空。
抗战刚一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内战。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向各解放区发起进攻，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独霸全中国。
在这场新的较量中，中原解放区首当其冲。
中原解放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地带，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它像一把尖刀，插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严重威胁着国民党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控制。
蒋介石对中原解放区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从1945年11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就对中原解放区实施了严密的军事包围。
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担任总指挥，调集第18军、第66军、第75军等部队，将中原军区主力四万余人围困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
这片区域方圆不足百里，北面是大别山，南面是长江，东西两侧都是国民党军队的重兵把守。中原军区的将士们被困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粮食弹药严重匮乏，处境十分艰难。
更要命的是，敌人的包围圈还在不断收紧。
从1946年1月到6月，国共双方在中原地区发生了上千次大大小小的摩擦和冲突。在这些冲突中，我军的活动区域不断缩小，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到1946年6月，中原军区的处境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
国民党方面调集的兵力已经超过三十万人，是我军的五倍以上。这些部队装备精良，弹药充足，有飞机大炮的支援。而我军呢？只有六万多人，武器弹药严重不足，粮食也快要断顿了。
6月10日，蒋介石从南京发出密令，要求刘峙"严密监视共军活动，待命进攻"。
6月20日，刘峙向蒋介石上报围剿方案，将中原地区划分为三个"围剿区"，计划于7月1日发起总攻，务必在24小时内将中原共军全部消灭。
形势万分紧迫。
中央对中原军区的处境极为关注。从4月底开始，有关领导就多次致电中原军区，研究应对之策。
4月29日，中央致电周恩来，要求他在南京与国民党及美国谈判代表交涉，争取中原部队合法转移。
5月2日，中央复电中原部队："顽进攻时，在原地打几仗，不轻走，以免中敌挑拨之计和自取困难，万不得已向西突围方针甚好。"
6月1日，中央电告中原部队："美蒋态度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
6月23日，中央发来最紧急的电报，同意中原军区立即突围。电报中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突围，已成为中原军区唯一的出路。
6月24日，中原军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突围方案。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分路突围、四面开花"的作战计划。
按照这一计划，中原军区部队将分为多路行动：
北路军由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领，包括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及第2纵队第13旅、第359旅、第15旅和干部旅，共计约一万九千人，向西北方向突围，进入豫西、陕南地区。
南路军由王树声率领，包括第1纵队主力（欠第1旅）约九千人、第2纵队第15旅一部约四千人，共计约一万三千人，向西南方向突围，进入武当山区。
此外，皮定均率领的第1纵队第1旅约七千人向东佯动，吸引敌军主力；鄂东独立第2旅六千余人在大别山坚持；江汉军区六千余人向襄西挺进；河南军区两千余人在桐柏山坚持。
这是一个大胆而冒险的计划。各路部队要在三十余万敌军的重重包围中，分头突围，各自为战，最后在不同的地区站稳脚跟。
6月26日凌晨，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正式打响。
皮定均率领的第1旅首先行动。他们向东佯攻，造成我军主力东进的假象，成功吸引了大批敌军东移。
与此同时，北路军和南路军开始了真正的突围行动。
王树声率领的南路军，承担着极其艰巨的任务。
南路军的突围方向是西南，目的地是武当山区。这条路线要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翻越崇山峻岭，跋涉数百公里。
沿途不仅有国民党正规军的追击，还有地方保安团和土匪武装的骚扰，困难重重。
可南路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吸引和牵制敌人的主力部队，为北路军的突围创造条件。
这意味着，南路军要主动与敌人周旋，要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杀出一条血路，要付出比北路军更大的牺牲。
王树声对此心知肚明，可他没有丝毫犹豫。
6月26日夜，南路军开始行动。他们趁着夜色掩护，悄悄离开宣化店地区，向西南方向前进。
第一道难关是平汉铁路。
平汉铁路是国民党军队重点防守的交通要道，沿线驻扎着大量部队。南路军要想突围，首先必须突破这道封锁线。
王树声指挥部队，选择敌人防守相对薄弱的地段，趁夜间发起强攻。经过激烈战斗，南路军成功突破平汉铁路，向西挺进。
可敌人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得知中原军区部队突围的消息后，国民党方面紧急调兵遣将，对各路突围部队展开追击。南路军的行踪很快暴露，大批敌军从四面八方扑了过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南路军一边行军，一边战斗，几乎没有片刻喘息的时间。
敌人的追兵像饿狼一样紧紧咬在身后，前方又有层层堵截。部队时常断粮，战士们饿着肚子行军打仗。天气炎热，山路难行，很多战士因为体力不支倒在了路上。
可大家都知道，这条路只能向前走，不能回头。停下来就是死，只有继续前进，才有一线生机。
7月初，南路军进入鄂西北山区。这里地形复杂，敌人的骑兵部队难以发挥优势，突围部队的处境稍有好转。
可新的困难又出现了。
鄂西北地区人烟稀少，粮食匮乏，补给极其困难。部队只能靠挖野菜、找树皮充饥，战斗力急剧下降。
更棘手的是，敌人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围剿力度。国民党整编第66师、第15师等部队，在当地保安团的配合下，对南路军实施多路合围。
南路军腹背受敌，形势万分危急。
就在这个时候，王树声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分兵突围。
他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小股，在山区与敌人周旋。这样做虽然削弱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但可以减小目标，增加突围成功的机会。
7月21日，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奋战，王树声率领南路军主力终于突破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进入武当山区。
这是南路军突围的第一阶段胜利，可更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
进入武当山区后，南路军面临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可敌人并没有放弃追剿，大批国民党军队继续向武当山区扑来。
8月中旬，江汉军区部队与南路军在房县西南地区胜利会师。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两支队伍合兵一处，实力大增。
根据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在房县西南的狮子岩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研究两支部队会合后的部署和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方针。
会议决定成立鄂西北党委和鄂西北军区，并组成四个军分区，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
王树声任鄂西北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及政委。刘昌毅任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鄂西北根据地的建立，标志着中原突围南路军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可斗争远未结束，敌人的围剿反而更加猛烈了。
1946年9月以后，国民党军队调集了整编第75师、整编第66师等部队，共计九个整编旅和大量保安团，兵力六万人以上，对鄂西北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清剿"。
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鄂西北军区的部队总共只有一万多人，武器弹药严重不足，而敌人的兵力是我军的五六倍。
在这种情况下，王树声、刘昌毅等人只能率领部队在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打一仗换一个地方，尽量避免与敌人主力正面交锋。
刘昌毅率领的七团是鄂西北军区的主力部队，连战连捷，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恨之入骨，悬赏大洋五万，要取刘昌毅的人头。
可刘昌毅毫不畏惧。他说："包袱总得有人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绝不能像国民党那样，各怀心思、保存实力。我背的包袱越重，军区和其他部队的包袱就减轻。以我之少数换取全局的优势，何乐而不为呢？"
就是这样，刘昌毅率领七团东挡西杀，把敌人重兵吸引到自己身边，为其他部队的展开和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条件。
可鄂西北根据地的处境还是越来越困难。
到1946年12月，在敌人的重重围剿下，鄂西北军区的部队已经从一万多人减少到七千人左右。敌人步步紧逼，我军的活动区域越来越小。
1946年12月，军区野战旅主力第七团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打散。刘昌毅率领军区警卫团一部北上搜集残部，费了好大力气才集结起一千人左右。
1947年1月，鄂西北军区的残余部队全部被压缩到第四军分区的荆当远一带，处境岌岌可危。
1947年2月4日，鄂西北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分散突围。王树声等领导人化装离队转移，其他部队分几路行动，力求保存革命力量。
王树声辗转荆门、武汉、南京、上海，历经艰险，最终于1947年7月到达山东解放区。
这是中原突围的最后阶段。从1946年6月到1947年初，中原军区的将士们在敌人三十余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下，分路突围，转战数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成功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
据统计，中原突围前，中原军区共有约五万余人（不含地方武装）。突围过程中，伤亡减员约三万人，最终保存了约两万人。
这两万人，是用无数战友的鲜血换来的。
中原突围的历史意义是重大的。它牵制了国民党三十余万军队，有力地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陈毅元帅后来说："没有中原突围，就没有华东战场的七捷。"
而在这场惨烈的突围战中，有一个人的叛变行为，给我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差点让刘昌毅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个人，就是任长江。
【3】叛徒任长江
任长江，湖北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
由于家境富裕，任长江从小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到了读书的年龄，他被送进学校念书，接受了一定的文化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的铁蹄踏遍了中华大地。湖北也未能幸免于难。任长江的家乡遭到了日军的洗劫，父亲在战乱中受伤，家道中落。
国仇家恨，让年轻的任长江萌生了参军抗日的念头。他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一名战士。
参军之后，任长江表现尚可。他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人也机灵，很快就崭露头角，被提拔为初级指挥员。
后来，任长江被调到王树声身边担任警卫工作。
能够成为高级将领的警卫，说明组织对他是信任的。王树声对这个年轻人也颇为看重，在军事上给予了不少指导，还分享了一些军事策略和作战经验。
任长江呢，也把王树声视为自己的榜样，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像王树声一样出色的指挥员。
在抗日战争期间，任长江跟随王树声参加了多次战斗，经受了战火的考验，也立下了一些功劳。
如果一切正常发展下去，任长江或许会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军人，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可历史没有如果。
1945年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很快爆发。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向各解放区发起进攻。中原解放区首当其冲，被三十余万敌军层层包围。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任长江的内心开始动摇了。
他看到了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国民党军队人多势众、武器精良，还有美国人的支持；而我军呢？被困在狭小的区域里，粮食弹药严重不足，处境十分艰难。
他开始怀疑：我们真的能打赢这场仗吗？跟着共产党走，真的有前途吗？
这种动摇的念头一旦产生，就像毒草一样在他心里蔓延。
任长江开始关注国民党方面的宣传，那些许诺"投诚有赏"的传单，让他心里痒痒的。他开始盘算：如果自己投靠国民党，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1946年6月，中原突围打响了。
这是一场九死一生的战斗。王树声率领南路军一万三千余人，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向西南方向突围。沿途战斗不断，伤亡惨重。
任长江作为王树声身边的警卫，对部队的行军路线、兵力部署、弹药储备等情况了如指掌。这些信息，对敌人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情报。
在突围过程中，任长江的叛变念头越来越强烈。
他害怕死亡，害怕继续吃苦，害怕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他觉得，与其跟着这支"必败"的队伍玉石俱焚，不如趁早另寻出路。
可他又不敢贸然行动。毕竟，叛变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如果被发现，必定死无葬身之地。他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既能投靠敌人，又能确保自己的安全。
机会很快就来了。
在中原突围的过程中，为了确保大部队的安全撤退，必须有人承担断后的任务。
断后，意味着要以少量兵力阻击敌人的追兵，掩护主力撤退。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执行断后任务的部队往往会遭受重大伤亡。
刘昌毅主动请缨，率领部队承担断后任务。
王树声对刘昌毅的安全非常担心。刘昌毅是鄂西北军区的副司令员，是部队中最能打的将领之一，绝不能有什么闪失。
于是，王树声让自己信任的警卫任长江留下来，协助刘昌毅的断后部队行动，务必保护刘昌毅的安全。
这本是一片好心，可王树声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差点要了刘昌毅的命。
任长江留在断后部队后，很快就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他利用自己掌握的情报，悄悄与敌人取得了联系。他把断后部队的兵力部署、行军路线、弹药储备等关键信息，统统告诉了敌人。
敌人得到这些情报后，立即调整了围剿部署。他们在断后部队必经的路线上设下了埋伏，准备将这支部队一网打尽。
结果，刘昌毅率领的断后部队果然遭到了敌人的精准伏击。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敌人仿佛早就知道我军的一切，每一个伏击点都选得恰到好处，每一次进攻都打在我军的要害上。断后部队损失惨重，大批战士壮烈牺牲。
刘昌毅本人也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
战斗结束后，王树声得知了这一消息，震怒万分。经过调查，他才知道，导致断后部队遭受重创的罪魁祸首，竟然是自己最信任的警卫任长江。
任长江叛变了！
这个曾经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年轻人，这个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部下，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刻背叛了革命，出卖了战友！
王树声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亲手将任长江千刀万剐。
可这时候，任长江已经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他凭借出卖战友换来的"功劳"，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嘉奖"，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
任长江的叛变，给中原突围南路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刘昌毅身负重伤，断后部队伤亡惨重，这笔血债，记在了任长江的头上。
1947年2月6日，刘昌毅率领的部队在保康县康家山被敌人包围。经过激烈战斗，部队突围而出，但已经不足千人，唯一的一部电台也被打坏，与上级失去了联系。
刘昌毅决定重返大别山。他率领残部一路东进，在1947年4月中旬进抵皖西金寨县。
在那里，他伏击追敌一个团，歼敌两个营，终于稳住了阵脚。此后，他与皖西工委会合，组建了皖西人民自卫军，继续坚持斗争。
1947年9月13日，皖西人民自卫军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会师。刘昌毅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大部队的怀抱。
而任长江呢？他在国民党那边混了几年，倒也过得滋润。可好景不长。
1949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蒋介石带着残兵败将逃往台湾。
像任长江这样的小角色，国民党当然不会带他一起走。他既没有什么特殊的利用价值，也没有什么深厚的背景关系，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叛徒而已。
大势已去，任长江陷入了恐慌。
他太清楚自己犯下的罪行了。叛变投敌、出卖战友、导致同志伤亡——这些罪行，任何一条都足以让他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都在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像他这样的人，一旦被查出来，必定难逃法网。
逃！必须逃！必须换一个身份，躲到没人认识自己的地方去！
任长江改名换姓，离开了原来的地方，辗转来到武汉。
武汉是一座大城市，人口众多，鱼龙混杂，正适合藏身。任长江在这里找了一份国营商店售货员的工作，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他小心翼翼地过着每一天，尽量不与人深交，避免暴露自己的过去。他不敢看报纸上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消息，不敢打听任何关于老部队的事情，生怕哪一天，自己的身份就会被人识破。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
新中国的建设蒸蒸日上，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任长江在商店里勤勤恳恳地工作，表面上看起来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他渐渐放松了警惕。
他觉得，当年知道自己底细的人，要么牺牲了，要么不知流落何方。那些往事，应该再也没有人会提起了。只要自己继续小心谨慎，应该可以平安地度过余生。
可他不知道的是，在这座城市里，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忘记他。
那个人，就是王树声。
1949年5月，王树声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1950年5月，他升任湖北军区司令员。此后几年，他一直在武汉工作和生活，主持湖北军区的各项事务。
王树声的记忆力极好。那些牺牲的战友，那些叛变的败类，每一张面孔都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他不会忘记任长江，就像他不会忘记任何一个背叛革命的人一样。
命运的齿轮，在悄悄地转动。
1952年，任长江隐姓埋名已经六年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以为那段黑暗的历史已经永远被埋葬了。
可他不知道，历史从来不会被埋葬。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那个他曾经背叛过的老上级，那个他以为再也不会见到的人，即将出现在他面前...
1952年的武汉，春暖花开，街头巷尾一片繁忙景象。
新中国成立三年了，武汉这座九省通衢的大城市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工厂恢复了生产，商店恢复了营业，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湖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这天换了一身便装，带着几名警卫员走上了武汉的街头。
王树声已经四十七岁了。这些年来，他经历了太多的战斗，身上留下了太多的伤疤。可他依然精神矍铄，步履稳健，目光锐利。
他习惯于深入基层，了解民情。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都保持着这个习惯。只有走到群众中间去，才能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需要什么。
这天下午，王树声信步走进了一家国营百货商店。
商店里货架整齐，商品琳琅满目，顾客来来往往。几个售货员正在忙碌地招呼顾客，量布的量布，称糖的称糖，一派热闹景象。
王树声背着手在店里转悠，打量着货架上的商品，观察着售货员的服务态度。警卫员们远远地跟在后面，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就在这时，柜台后面一个中年售货员的身影，让王树声的脚步猛然停住了。
那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身材中等，面容普通，正低着头整理货物。他的动作有些僵硬，像是在刻意躲避什么。
王树声的眼睛眯了起来。
他盯着那个售货员看了好一会儿，脑海中飞速闪过一张张面孔——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那些在关键时刻背叛革命的败类......
那张脸，虽然老了一些，可那轮廓、那神态，他绝不会认错。
王树声向那个售货员走了过去。那售货员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来，正好与王树声的目光相遇。
那一刻，售货员的脸色刷地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