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省地方经济差距能有多大？全国最富最穷竟然都在广东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陆，大家知道同一个省份的经济差距会有多大吗？有人了解自己所在的省份那个地方是发展最好的吗？其实同一个省份最富和最穷之间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比如成都的差距达到40多倍，现在就让小陆带着大家来了解一下各地的差距吧。

河北的经济差距相对温和，唐山与张家口的差距为5.2倍，在全国范围内属于幅度较小的省份，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与阿拉善则呈现出特殊的差距形态，两者人均GDP差距不大。

阿拉善GDP总量偏低的核心原因是人口稀少，仅二三十万人口却管辖着十几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区域，下辖阿左旗、阿右旗、额济纳旗三个旗。

央视新闻曾专题报道过阿拉善的发展困境，因地广人稀，许多乡镇的公共服务需要跨区域调配，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极高，经济发展自然受限。

黑龙江省内差距则十分显著，一方面哈尔滨在省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经济规模遥遥领先其他城市；另一方面大兴安岭地区人口稀少，产业结构以林业和生态保护为主，经济活力相对不足。

熟悉当地情况的人都清楚，大兴安岭部分区域借助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的部分土地，这种行政区划上的特殊安排，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发展的复杂性。

黑龙江日报曾报道，当地为推动大兴安岭地区发展，推出了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扶持政策，全国各省中，差距最大的几个典型案例值得重点关注。四川成都与阿坝州差距最大，达到41.2倍。

广东深圳与云浮差距28.1倍；湖南长沙与张家界差距23.3倍；云南昆明与怒江差距29.7倍；陕西省内差距22.6倍；青海西宁与果洛差距26.8倍。

这些差距的形成，部分源于头部城市实力强劲，形成明显的虹吸效应；部分则因为尾部城市自然条件恶劣、产业基础薄弱，发展先天受限。

聊到地域发展差距，就绕不开初中地理课本中的核心知识点——胡焕庸线，也就是黑河-腾冲线，1935年，胡焕庸先生提出这条线时，给出了一组震撼学界的关键数据。

线以东地区面积仅占全国36%，人口却占96%；以西地区面积占64%，人口仅占4%，这根线如同一条无形的分界线，精准划分出中国人口分布的核心格局。

令人惊讶的是，90年过去，这一格局基本未发生根本性改变。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侧人口占比93.68%，西侧占比6.32%；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侧占比微升至6.5%，主要得益于新疆地区的人口增长，东侧占比则降至93.5%。

人口分布的差距，直接对应着经济发展的差距，中国GDP排名前四的省份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全部集中在东南沿海，是公认的“经济优等生”聚集地。

再看GDP排名靠后的省份，西藏、青海、宁夏、海南、甘肃中，除海南因面积小、定位特殊外，其他几个均位于胡焕庸线的西北侧，这种区域间的差距，与省内差距形成鲜明呼应。

从省级层面看，差距同样惊人。经济第一强省广东去年的GDP，是倒数第一的西藏的51.22倍，与省内城市间的差距趋势完全一致。

剔除四个直辖市后，27个省、自治区的经济第一城排名中，深圳GDP超过3.6万亿元，而拉萨仅990.04亿元。

仅从经济维度考量，拉萨的经济规模甚至不及深圳的一个街道，深圳南山区2024年GDP突破8000亿元，是拉萨的8倍多，南方日报曾报道过南山区的产业集群优势，仅高新技术企业就超过4000家，中国始终致力于推进共同富裕，绝不会放任东南沿海与西北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

东北在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历史上曾为全国提供大量工业原料和能源，如今也有大量人口流向东南沿海，为当地发展注入充足劳动力。

东南沿海的发展需要西北的资源支撑，西北的发展也需要东南的产业带动，两者相辅相成，根本没必要产生地域对立。

中央弥合区域发展差距的核心手段之一是转移支付，简单说就是各地将财政收入上缴中央，中央再根据各地发展需求进行划拨，旨在均衡各地公共服务水平。

去年中央对地方的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规模达100397.16亿元，这个庞大数字背后，是国家对区域平衡发展的坚定决心。

从2013年开始，转移支付规模持续攀升，2020年、2021年达到8万多亿元，较早期实现翻倍，如今已突破10万亿元大关，去年规模略有回落，主要受减税降费等政策影响，但整体量级保持稳定。

财政部新闻发布会曾明确，转移支付的投向始终向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倾斜，确保这些地区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有足够资金保障，转移支付总量排名中，四川常年位居第一，河南、湖南、河北、湖北紧随其后。

2024年执行数据与2023年基本一致，其中黑龙江去年获得的转移支付较前年减少241亿元，新疆减少278亿元，内蒙古减少近150亿元。

这种微调与各地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需要注意的是，计划单列市未纳入省级转移支付统计。以广东为例，去年广东省获得中央转移支付2030.63亿元，而深圳仅356.56亿元。

从贡献比例来看，东莞的贡献比例高于广州和深圳，东莞日报曾报道，作为制造业重镇，东莞2024年税收收入中，近六成用于支持全省统筹发展。

从人均转移支付规模来看，西藏以人均7万多元位居全国第一，青海、新疆、宁夏、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区紧随其后。

内蒙古汉族人口占比近80%，转移支付是按人均分配，并非按民族划分，不应以此产生民族对立。

四川虽转移支付总量全国第一，但人均仅8029元，位列全国第16位。人民日报曾实地探访凉山州的布拖、美姑、昭觉等县，这些地方曾是深度贫困县，基础设施薄弱，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改善民生，这也是四川转移支付总量偏高的重要原因。

客观上，川西高原南部的大小凉山等地区地形复杂，多山地高原，自然条件限制了大规模工业和农业发展。

主观上，四川推行强省会战略具有必然性，若不打造成都这一核心增长极，省内人口可能会大量外流至广深等沿海城市。

成都的崛起为省内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机会，即便收入相对较低，但生活成本也更为可控，对全省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2024年9月，四川日报及四川省政府均明确表示将继续推进强省会战略。

黑龙江、云南、广东等省份同样存在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核心原因多为省会或核心城市一家独大。

广东形成了“两个超强城市带动两个重要城市，再辐射17个中小城市”的格局，珠三角与非珠三角地区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圈层。

南方日报曾报道，广东为带动非珠三角地区发展，推出产业转移园、对口帮扶等一系列政策，全力打破地形带来的发展壁垒。

广东山地占比32.9%，丘陵占25%，平原仅占22.7%，地形限制了非珠三角地区发展，可以说 “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是广东发展的真实写照，与广东不同，江苏是国内区域发展相对均衡的省份。

其平原占比达86.9%，位居全国第一，为全域发展提供良好基础，加上省会南京话语权相对较弱，历史上苏州、扬州等城市均曾担任过省会，多元格局促进了区域均衡发展。

目前江苏13个地级市全部跻身全国百强，其中6个城市GDP突破万亿元，这种“全域强”的局面在全国罕见，海南、贵州则属于“弱均衡”，核心原因是整体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人民日报曾报道贵州借助大数据产业实现弯道超车的案例，但全省整体发展水平仍有待提升，河北的发展均衡性则较为尴尬，其平原占比达43.4%，位居全国第四，具备良好发展基础。

但河北中间被北京、天津分割，导致南北区域联系不畅，均衡发展更多是被迫形成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河北发展的特殊性。

这些数据和案例的呈现，并非要制造地域对立，而是希望大家更清晰地看到各地发展的真实情况。

除上述提及的省份外，内蒙古、河南等省份的发展不平衡也有其独特成因，欢迎在不引发地域对立的前提下展开讨论。

其实不管是省内差距还是区域差距，都不是不可调和的。国家通过转移支付等一系列政策持续发力，各地也在结合自身优势寻找发展路径。

从东部的转型升级到西部的开发开放，从东北的振兴发展到中部的崛起奋进，每个地区都在为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

地域没有优劣之分，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价值。东部的繁华、西部的辽阔、北部的厚重、南部的活力，共同构成了中国发展的全貌。

相信随着协同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区域差距会逐步缩小，每个地区都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这种各展所长、协同共进的发展态势，正是中国经济韧性的核心体现，也必将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