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白求恩病逝，临走前向聂帅提出1个请求：拨点钱给我的前妻

1938年12月初的一个深夜，晋察冀边区的战地救护所里灯火通明。白求恩弯腰守在手术台旁，他刚把一名右臂中弹的通讯员从死神手里抢回来。血还没擦净，他又拎起自制的“简易输血器”，冲着担架上的下一个伤员说了一句短促的英语：“Hold on.” 这是那年冬天他最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对自己发出的命令。

战争把这位加拿大外科专家推到最危险的位置。他只要一听到伤兵的枪声、炮声、呼救声，就像被拉上了发条，立刻冲到前线。那套用胶皮管和搪瓷脸盆拼出的输血装置，被他实验了无数次，终于在前线派上了大用场。后来有人统计，他在中国一年多的时间里做了五千多台手术，成功率超过百分之九十，放到当时的战地条件下，简直是奇迹。

追溯到更早，1890年3月，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一个牧师之家。父亲严厉，母亲温柔，他却随了祖父——当地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酷爱拆解与修补，每把坏掉的钟表、木盒都成了他的“解剖对象”。这种对结构和机理的好奇，一直延伸到他选择学医。

大学期间家境骤贫，他只得一边在船厂干脏活，一边继续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课程。那几年，他常说一句玩笑话：“白天拿刀割木头，晚上拿刀修人。”辛苦归辛苦，医学的火焰却越烧越旺。

1922年，他在英国行医考试的礼堂里遇见了笑容明亮的弗朗西斯。她从苏格兰贵族家庭走出，却一口气问了他五个关于劳工医疗保险的问题。志趣相投，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一纸婚约没能得到女方母亲祝福，但他们还是执意结婚，并在底特律合开诊所。诊所里经常有人“赊账”甚至分文不付，白求恩不在意，换来的却是资金告急。为了维持运转，他连肺结核病人都接，最终自己被感染。那段时间，他故意对妻子冷言冷语，只为逼她离开，以免拖累她。两人终至离异。

命运又给他开门。自我尝试“人工气胸疗法”治愈后，他在北美医学界声名鹊起，却在最辉煌时放下手术刀，转身投向反法西斯战火。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挺身而去；一年后，卢沟桥枪声震动世界，他写信给加拿大援华会：必须到中国。

1938年春，他抵达延安。毛泽东称赞他是“有道德的人”，朱德则把自己的警卫员调给他当翻译。白求恩却推开特供，非要跟八路一起睡窑洞、吃“窝头加野菜”。他考察战场后，火速把木工、铁匠、藤匠都召来，画图纸、做器械，“行军医院”说建就建。战士们打趣：小米加步枪里，还添了个“洋大夫的手术刀”。

时间转到1939年10月，日军对冀中进行“大扫荡”。摩天岭一仗，前线滚来一车又一车伤兵。白求恩连轴转，手套磨破，一块碎骨划破他左手中指。他往盐水里一蘸就算消毒，随即埋头缝合最后一名叫朱德士的战士。炮声震得瓦片直落，助手嘶声劝他撤，他抬头只说了句：“再等十分钟。”

十分钟变成一生。三天后，他的手肿得跟紫茄子一样。检验报告冷冰冰——溶血性链球菌已侵入血液，引发败血症。聂荣臻下令把他送往唐县黄石口卫生部。途中他靠木棍支撑，汗珠浸透棉衣，却仍拉着几个学员的手复盘手术流程，生怕他们听漏一个细节。

11月11日傍晚，烧退了一阵，他招呼聂荣臻到床前，递上一封只有一页半的信纸。信上飘忽的英文写得极慢，却句句分明，大意是：若能从国际援华委员会筹到经费，请先划一份给弗朗西斯，让她生活无忧；若一次凑不齐，就分几次寄，她值得拥有安稳日子。末行潦草，却还能看出“Don’t forget her.”（别忘了她）。

聂荣臻沉默良久，只答了一句：“放心。”这是两人之间少有的、也是最后的一次对话。次日凌晨，白求恩停止呼吸，年仅四十九岁。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写下那篇著名悼词，六十多字道尽赞誉，而在晋察冀的山村，人们把自家唯一的白布撕下来盖在他的遗体上。

援华委员会随后筹得一笔款项，由边区政府托国际邮船转交加拿大多伦多。不少人好奇这笔钱究竟数目几何，档案显示不过区区三百美元。可在白求恩看来，那是他能给旧爱留下的全部家当，也是他跨越万里兑现的承诺。

他把刀口缝合得天衣无缝，却始终缝不好自己同弗朗西斯裂开的感情；他把青春献给战场，却没能陪她度过中年。临终的那张纸条，道出一个战地医生最后的柔情，也让聂帅对这位国际战士多了一分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