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主席留给您的全部东西,请您清点一下。”
一九八一年,北京的秋风带着几分萧瑟,中办的工作人员把一份清单递到了李敏手里。
李敏接过来一看,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了,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谁也没想到,堂堂大国领袖,留给子女的“家底”,竟然会是这样一个让人心酸的数字。
01
这事儿咱们得好好说道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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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伙儿心里可能都有个谱,觉得既然是国家的掌舵人,那家里的光景怎么着也得是宽裕的吧?不说金山银山,起码得让子女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可事实真是这样吗?
一九八一年,距离主席离开已经过去了整整五个年头。这五年里,关于遗产的事儿,家里没人提,组织上也没动静。直到这一天,中办派人找到了李敏,说是要把主席生前的账目和遗留物品做个交接。
李敏当时心里也没底,她也没指望父亲能留下多少钱,毕竟父亲那脾气她是知道的。但当工作人员把那份清单摆在她面前时,她还是被那个数字震到了。
八千块钱。
这还不算完,除了这八千块钱人民币,剩下的“大件”就只有一台20寸的彩色电视机,还有一台使用了多年的电冰箱。
这就是一个大国领袖奋斗了一辈子,留给子女的全部物质财富。
其实这八千块钱,严格意义上说,都不能算是遗产。那是组织上考虑到李敏和李讷当时的生活都不算宽裕,特意从主席生前剩下的稿费里,批出来给子女的一点生活补贴。
这时候肯定有人要问了,主席干了一辈子革命,工资也不低,怎么就没攒下点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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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吧,还真不能怪主席不会理财,要怪就怪那个特殊的“管家制度”和主席那近乎苛刻的自律。
咱们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家的工资制度经历了几次大的改革。
一九五五年,国家决定取消之前的供给制,全面推行工资制。按照当时拟定的方案,行政级别一共分了24级。处于金字塔尖的一级,自然是身为大元帅的主席,拟定工资是600元。
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那时候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几十块钱,600元确实是一笔巨款。
可方案报到主席那儿,主席眉头一皱,直接就把这事儿给否了。
主席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让我拿一级工资,这是把我放在火炉子上烤啊!一级干部就我一个,你们都是二级、三级,那我毛泽东也太不够意思了。”
这话说得实在,也透着主席的智慧。他心里清楚,要想队伍好带,这贫富差距就不能拉得太大。
于是,在主席的坚持下,一级工资降了。最后定下来,主席拿的是三级工资,每个月40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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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04.8元,就成了主席雷打不动的月收入,一直领到了他老人家去世。
02
四百多块钱,在那个年代确实不算少。按理说,养活一家子人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但问题就在于,主席这个家,它不是普通的家。
给主席当了十二年管家的吴连登,每每提起这本账,都是一脸的无奈。吴连登这人实在,办事细心,一九六四年进了主席家,接过了管家的钥匙,也就接过了这个“烂摊子”。
为什么说是烂摊子?因为主席家实行的是在当时听起来极其超前的“AA制”。
这事儿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主席和江青虽然是夫妻,但在经济上那是分得清清楚楚。主席每个月拿404.8元,江青拿243元,两人各花各的,谁也别占谁的便宜。
这也就罢了,关键是主席这边的开销,那简直就是个无底洞。
你以为住在中南海,房子就是白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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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大错特错!
在吴连登保管的那摞厚厚的账本里,每个月排在第一位的支出,永远是房租。
这房子是国家的,家具是国家的,就连地毯那是公家的。既然是公家的东西,那你就得交租金。
每个月,房租、水费、电费,再加上家具的使用费,这一笔笔算下来,雷打不动就要划走125.02元。
这还没完,作为党员,党费是必须要交的。主席对自己要求严,每个月党费10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这么一算,还没见着饭菜呢,工资就已经去了一百三十多块。
剩下的钱,得管吃、管喝、管抽烟,还得管孩子们的学费。
那时候李敏、李讷都在上学,虽然学校里有补贴,但生活费还是得家里出。按照主席的规矩,每个孩子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5块钱,后来物价涨了点,涨到了3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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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钱,也得从主席的工资里扣。
吴连登每次算账都得拿着算盘拨拉半天,生怕算错了一分钱。因为这钱实在是太紧巴了。
最让吴连登头疼的,其实是主席的“嘴”。
别误会,主席不爱吃什么山珍海味,也就是红烧肉、鱼头这点爱好。但主席爱抽烟,爱喝茶。
这烟和茶,在当时可都是硬通货。主席抽烟抽得凶,思考问题的时候一根接一根,一个月下来,光烟钱就得要把近一百块。茶叶也是,每个月也得几十块。
这一项项加起来,主席那点工资,基本上就见底了。
吴连登记得特别清楚,有好几个月,家里的账面上都是赤字,入不敷出。
这时候怎么办?只能从主席的稿费里暂借,等下个月工资发了再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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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日子过得,简直比普通老百姓还精打细算。
03
除了这些固定的开销,主席还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爱请客。
那个年代,大家都穷。主席有不少民主党派的老朋友,像黄炎培、章士钊这些老先生,经常来中南海做客。
朋友来了,总得管饭吧?
按照规定,如果是公事接待,那可以走招待费。但主席分得特别清,只要是私交,是朋友之间的叙旧,那这饭钱就必须从自己的工资里出。
有一次,吴连登看着账本实在愁得慌,就跟主席提了一嘴,说:“主席,这几个月请客吃饭花销有点大,要不咱们申请点客饭费?”
主席一听,脸立马就沉下来了。
主席放下手里的书,严肃地对吴连登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不花钱,那其他的干部也可以这么做,最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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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一出,吴连登哪还敢再提?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精打细算,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主席对自己抠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抠”到了极点。当然,这个抠是指不让大家占公家一分钱便宜。
在中南海,主席吃饭有专门的小灶,那是国家为了照顾领袖身体特批的。
但主席立了个规矩:这个小灶,只有他能吃,子女们谁也不能碰。
李敏、李讷她们放学回家,或者是节假日回来团聚,那都得拿着饭票去大食堂排队打饭。想蹭主席的小灶?门儿都没有。
有时候孩子们看着父亲桌上的菜馋得慌,主席也就笑笑,夹两筷子给她们尝尝,但也仅此而已。
在主席看来,权力是人民给的,不是用来给自己和家人谋福利的。
有这么一件事,特别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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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冬天,北京的天儿冷得够呛。主席在院子里散步,冻得直哆嗦。警卫员李家骥看着心疼,赶紧跑回屋把主席那条旧棉裤给翻出来了。
结果这一翻不要紧,李家骥眼圈都红了。
那条棉裤上,密密麻麻全是补丁,这一块那一块的,看着都让人心酸。
李家骥拿着棉裤走到主席跟前,劝道:“主席,这棉裤都硬了,也不暖和了,我再去给您领一条新的吧。”
主席摆了摆手,把腿伸进那条满是补丁的棉裤里,乐呵呵地说:“不用,反正棉裤是穿在里面的,外边还要套单裤,谁也看不见,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这样,这条棉裤主席又穿了好几年。
直到主席去世后,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发现,主席的一件睡衣上,竟然补了67个补丁;另一件稍微好点的,也有59个补丁。
这些补丁,一针一线,缝进去的不光是节俭,更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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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主席对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极低,对子女的教育却是极为严格。
李敏、李讷虽然是主席的女儿,但在学校里,她们的身份是保密的。
为了不让学校给孩子特殊照顾,主席在给孩子填写入学登记表时,家长那一栏填的根本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身边保健医生的名字。
李讷读中学的时候,离家远,需要住校。
每个周末,别的孩子都有家长接送,甚至有的还有小汽车接送。但李讷只能自己挤公交车,或者骑自行车回家。
有一次冬天,天黑得早,路不好走。当时的卫士长看着李讷一个小姑娘骑车走夜路实在不安全,就瞒着主席,偷偷派了辆车去接了一次。
这事儿后来还是被主席知道了。
主席把卫士长叫到跟前,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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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士长委屈啊,解释说:“主席,天太黑了,我担心孩子不安全,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
主席听了,火气更大了,拍着桌子说:“别人家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能走夜路,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行?就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主席这番话,把卫士长说得哑口无言。
在主席心里,特权这两个字,是绝对不能出现在自己家里的。
李敏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总是感慨万千。
她说,父亲给她们留下的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也不是地位,而是那种不怕吃苦、自力更生的精神。
李敏结婚后,搬出了中南海,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过日子。
那时候日子紧巴,有时候实在揭不开锅了,李敏也只能硬着头皮回来找父亲“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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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是求援,也不是直接拿钱。主席会从自己的稿费里,批出一点来,但也仅仅是够维持基本生活。
这就要说到那个让无数人好奇的话题了:主席的稿费。
坊间一直有传言,说主席的稿费是天文数字,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确实,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主席的稿费确实累积到了一个不小的数字,有一百多万元。
在那个“万元户”都稀罕的年代,一百万绝对是巨款中的巨款。
但这笔钱,主席从来没把它当成自己的私房钱。
这笔钱全部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代为保管,主席自己手里一分钱不留。
这笔钱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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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是用来买书。主席爱书如命,这几十年下来,光买书就花去了不少。
另一部分,则是用来资助。
主席湖南老家的亲戚多,那时候农村生活苦,亲戚们来北京看病、办事,路费、食宿费、医药费,全是主席从这笔稿费里出。
还有就是身边的工作人员。
一九五四年,主席看身边的警卫战士文化水平低,就提议办个业余学校,请老师、买教材、买文具,这些钱也都是从稿费里出的。
甚至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席还多次从稿费里拿出一大笔钱,交党费,支援国家建设。
这笔巨款,取之于民,最后也用之于民。
05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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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的时候,没有给子女留下万贯家财,也没有给他们安排什么高官厚禄。
清理遗物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主席除了一屋子的书,几件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几乎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
那几千块钱的所谓“存款”,其实是主席去世时,家里剩下的一点生活费,再加上后来几年稿费的一点利息和结余。
中办在处理这笔遗产时,也是慎之又慎。
最后决定,给李敏、李讷每人一份生活补贴,也就是那八千块钱,外加那两件家用电器。
当李敏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那份清单时,她没有抱怨父亲的“无情”,也没有嫌弃这份遗产的“微薄”。
她小心翼翼地收好那八千块钱,那是父亲留给她的最后一点念想。
这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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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八千块钱的分量,比金山银山还要重。
它见证了一个大国领袖的清廉与无私,也见证了一个父亲对子女最深沉、最特殊的爱。
主席曾经对李讷说过:“爸爸老了,没给你们留下什么,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
这句话,成了李讷一生的座右铭,也成了主席留给所有后人的精神遗嘱。
这八千块钱,就像是一面镜子。
照出了那个时代的纯粹,也照出了某些人的丑陋。
历史上那些个为了子孙后代疯狂敛财的贪官污吏,最后哪个有好下场?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留下的不过是千古骂名。
而毛主席,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国家,献给了人民,最后留给子女的,只有这区区八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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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八千块,却让李敏、李讷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走得坦坦荡荡,活得清清白白。
那个年代的账本,翻开来是满纸的清贫,合上去却是沉甸甸的民心。
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有些人死了,留下了金山银山,没过几年就被子孙败得精光,连个响声都没听见。
有些人走了,看似两袖清风,却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这才是真正的“大富大贵”,这才是真正的高明。
如今回过头来看这一九八一年的这一幕,咱们不得不感叹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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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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