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召开时他与毛主席平起平坐，后来主动弃官，晚年甘愿当锅炉工

1993年初春的齐齐哈尔，零下二十度的冷冽空气钻进钢厂锅炉房。炉火通红，汗珠顺着工人鬓角往下淌，一位已届花甲的老人正俯身查看水位表。有人认出他，小声嘀咕：“那不是当年在九大和主席同票的王百得吗？”话音落下，老人抬头笑了笑，没有作声，又把注意力放回到炉膛。三十多年风雨，就这样浓缩在这一抹平静的笑意里。

倒回到1951年，新中国甫一成立，百废急兴。太原钢厂迎来第一批学徒，21岁的王百得踩着厚厚的铁渣，第一次嗅到滚烫铁水的味道。别人觉得辛苦，他却觉得热血。师傅提醒他：“干钢铁，可得耐得住烫。”王百得憨声回答：“不烫，哪能炼出好钢！”几句朴素对话，奠定了此后近半个世纪的职业坚守。

六年后，全国轧机紧缺，北满重工业基地急需技术骨干。1956年冬天，他被交流到齐齐哈尔钢厂。冰雪覆盖的车站，他拎着铺盖卷下来，站台凉风灌进棉衣，王百得却只顾围着车皮记录设备型号，生怕遗漏。凭这一股闯劲，两年后他入党，成了全厂最年轻的政治骨干。

1960年代中期，国家处在特殊时期，工业口号翻新，工厂会议一场接一场。王百得多次被推上讲台介绍经验，他总归一句：“技术不过硬，再豪言都白搭。”朴实言语让工友服气，也让他在群众中树起口碑。1968年底，上级着手推选九大代表，既要资历，也要群众基础，齐齐哈尔钢厂票选结果一出，王百得高票当选。

1969年4月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代表们胸前佩戴鲜红证件鱼贯入场。会上设置投票阶段，代表手持名单，划去不熟悉或不认可的人名。那一纸名单里，王百得对许多干部不够了解，索性一笔未动。结果结算票数时，他的名字几乎无一被划，与毛主席同获满票。大会现场瞬间沸腾，工作人员匆匆相互确认，主席台前排特地给这位北满钢铁工人留了座位。

“坐到前排，可得稳住。”周总理轻声提醒，他点头答：“我就是来听会的。”短短十几个字，是他此生唯一一次公开对话高层，也成为史料里寥寥可见的音节。九大闭幕，此事传遍钢厂，工友们既骄傲又诧异，而他只关心厂里那台新到的大型鼓风机是否已完成调试。

1970年代初，他走上厂党委副书记岗位。行政事务繁杂，公文堆成小山，他照旧穿蓝布工作服，文件批到一半就溜回车间盯设备。有人劝他多坐办公室，他回一句：“离了高炉，我浑身不舒服。”正是这副性子，1976年齐齐哈尔市委调整干部，他被任命为市委副书记，进入地市领导序列。外界称他“从炉台到红地毯”，他却说自己“只是被组织支了个新岗位”。

转折发生在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部分与江青有联系的干部被逐一审查。因“王百得”三字系江青所改，他进入调查名单。半年审理，结论是“与四人帮无实质关联”。组织给出两条路：留在机关或返回钢厂。夜里，他和妻子商量。妻子担心道：“回厂太累。”他平静答：“炉火是我老伙计，我听它的话。”次日，便写报告申请回原单位。

复岗后，厂长本想安排他做技术顾问，办公室有暖气、有沙发。他却执意要求排班，穿工装、戴防护镜，上夜班也不例外。车间嘈杂，工人问他图啥，他只说一句：“工人出身，还是工人好。”1980年代末，企业实行效益工资，他把自己的奖金分给年轻徒弟，理由是“你们正当用钱读书、娶媳妇”。凡此种种，没有写进任何表彰文件。

遗憾接踵而至。1990年长子因病去世，1992年女儿也告别人世。厂里同事陪他守灵，他擦干泪水，第二天照常出勤。有人不解，他回答得干脆：“锅炉不能停。”那年冬天，齐齐哈尔低温刷新纪录，锅炉房里却从未降压，纪录里显示“未发生一次停炉事故”。

1993年，王百得到龄退休。厂里开座谈会，请他写回忆录，他只提三个建议：改进炉排轴承、优化风门结构、加强青年培训。交完稿，他收拾工具回家。谁料，1994年钢厂技改，人手短缺，他又被请回。当晚他就出现在炉前，像从没离开过一样，一干又是五年。

1999年7月，他彻底卸下工装。同事送他一个微缩高炉模型，老人在模型前站了许久，说了四个字：“浑身还热。”他没提九大，也没讲市委经历，只把模型摆进书柜，转身去厨房煮面。

这一生，他从未拥有宽敞官邸，住的是老式筒子楼；没留存名贵照相机，唯一照片还是1969年大会堂的合影。可在工友眼里，王百得名字最亮。九大当年那张选票，原本被档案馆珍藏，他却申请复印一份贴在工作牌背面。别人问意义，他简短答道：“提醒自己，代表过工人，就得像工人。”至此，他的故事并无华丽落幕，却牢牢嵌在北方钢铁工业的火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