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毛主席给前妻送去8000元，不久后被退回4000元：暂时用不上

1959年7月，庐山会议的清晨湿气很重，云雾贴着石阶往上涌。会场外，一辆吉普车停得笔直，贺子珍拄着拐杖缓缓下车，正对面，毛泽东放慢脚步。十四年未见，两人之间沉默先至，山风却恰好吹散水汽，把彼此的神情照得分外清楚。

“子珍，你身体可好？”毛泽东压低嗓音，像怕惊动了雾气。贺子珍轻轻点头，回了一句：“挺好，你多保重。”三十秒的对视，被工作人员的脚步声打断；短暂寒暄后，两人各自走进会场。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最后一次相逢。

离别的背后，是自1927年井冈山相识以后的漫长交错。二十年代末，秋收起义受挫，毛泽东上山整队；就在那个雨夜，山道泥泞，贺子珍提着马灯给伤员送药，一抬头，灯火映出毛泽东的脸。从此，两人常在山腰的小茅屋伏案整理调查材料，笔触沙沙作响，感情悄无声息地生根。

井冈山岁月苦，但紧凑。日里打仗，夜里开会，子珍还要兼顾机要工作。其间，袁文才、王佐见势，暗自撮合；贺敏学更是把木板床都腾了出来。1928年冬，两人在山巅燃起几支松脂火把，算是简单完婚，洞房里除了马枪还有地图。那一年，毛泽东35岁，贺子珍24岁。

下山后的路并不平整。1934年1月，中央红军撤出瑞金，长征开始。次年4月23日，贵州盘县小村庄上空炸弹倾泻，贺子珍为组织转移伤员，来不及卧倒，被弹片击中腰背。简单包扎后连夜行军，几块金属就此留在体内，疼痛像暗礁，一直没消停。

到了延安，本想歇口气，却赶上1936年底的紧张局面。1937年1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抵达延安采访，西方女记者的从容与自信，意外触发了贺子珍的自卑与猜忌。加之旧伤时时翻腾，两口子摩擦不断，还试行了分居。有人回忆，那年窑洞里吵完架后，夜色黑得像锅底，谁也不出声。

毛泽东劝她再等，贺子珍却认准了去苏联治疗兼学习。1937年10月，她带着孩子与译员启程。因前线封锁，西安成为临时停点。毛泽东紧急派警卫员赶去，随行送了一个小木箱，里面装满棉衣、药品与两封亲笔信，可她心已决，只留下一张白帕诀别书，随即北上。

莫斯科的日子并没想象中体面。医疗资源紧张，弹片取除计划一拖再拖。苏德战争爆发后，她被疏散，辗转进了精神病院。那段灰暗时光，连同婚姻的终止通知一起砸了下来。1947年3月，王稼祥递交紧急报告，协助她回国，经满洲、北平再到上海，耗时五十七天。

建国后，组织安排贺子珍在沪上疗养，工作不多，生活也算平静。身边熟人说她依旧要强，医院常见她一手抓病例，一手捂着旧伤口，硬是不肯多喊痛。1966年以后，社会环境剧变，她被波及，所幸有人及时照拂，风浪暂避。

1972年4月，贺子珍旧伤并发感染，高烧不退，被送进北京301医院。那时毛泽东79岁，正为外事往来频繁操劳。得知消息后，他吩咐吴连登连夜备车，并塞给吴一叠八千元现金，“一定要让她安心治疗。”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的款项。

吴连登抵院时，贺子珍刚做完检查。听说前夫来意，她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平静回应：“钱先搁你那儿，用到了再取。”医生预估的手术费与营养费加起来远低于八千，她心里有数，也不愿多占。后来短期输血、护理，加上一些特效药，总花去四千元。出院那天，她把剩余的四千元原封退回。

这笔钱重新摆上毛泽东办公桌时，他盯着票面看了很久。身边工作人员没敢出声。岁月像被针挑开一个小口子，让回忆顺势泄出：井冈山的夜雨、长征路上的担架、庐山雾中的静默，都从那一迭旧版人民币里慢慢浮现。

如今看那一幕，人情冷暖尽在寥寥行动之间：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寄出关怀；一位性格倔强的女性，选择节俭而归。正因这简单的往返，昔日同甘共苦的追忆才得以被妥帖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