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主席亲切会见翁文灏，握手高兴道：翁先生回来了，好啊

1953年十二月的北京，一场小雪迟迟没化，东城几条胡同却因为选民榜熙熙攘攘。脚步声里，六十六岁的翁文灏悄悄挤到墙边，看见自己名字被墨笔划去——这一瞬间，他意识到“回到人民”四个字并不只是归国机票那般简单。

往前推三年，他仍深居巴黎。朝鲜战事骤起，美国地质调查所发来礼遇邀请，台湾方面更是一再催电。面对重金和高位，他反复权衡，终究回绝，只留一句话：“想回大陆做个太平百姓。”这句朴素请求辗转经由汪道涵、周恩来送到北京，审批足足半年。

1951年三月七日，翁文灏踏上北京站月台，北风刺骨，他却说一句“风是新的”。统战部当晚送来《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书，希望他在反省中找位置。自此，一万二千字的自述稿连番改动，先写“错误”，后改“罪过”，再增“投美卖国”细节，每一次笔锋都在靠近政治底线。

值得一提的是，审查期间，他拒绝了美国学术机构的终身研究席。理由外界传言很多，他本人只在信里写下八个字：“身许中华，不涉旁门。”这种表态，让负责对接的黄绍竑判断：立功赎罪的路，或许可走通。

时间进入1953年，地质出版社请他校订矿藏图册，第一笔稿费四百万元旧币送到王府饭店。有人劝他“拿钱安心养老”，他却窝在书桌前狂写史稿，从夏商周直到五胡十六国，连夜灯常亮。家人不解，他解释：“人要被信任，总得拿出东西。”

就在稿费到账不久，北京市启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翁文灏看见自己列入选民名单，心头一松；数日后名字被划掉，又骤然紧张。“我是有选举权的呀！”他对长子低声喊出这句质问。最终，市选举委员会给出的说法是：战犯身份未彻底解除，不予公开列入。风波带来失眠，但也提醒他——必须再往前一步。

1954年春，周恩来批示：可安排翁文灏参与对台广播。稿子两天便写好，《人民日报》连续刊出，《尚在台湾的人应尽快弃暗投明》一文字字铿锵。紧接着，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六十二次会议通过他的委员资格，身份从“战犯名单”跃升为“特别邀请人士”。这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毛主席微笑迎上前，握着他的手，说出那句流传至今的话：“翁先生回来了，好啊，好啊。”短短一句，既是肯定，也是考验。

会后的生活并未松懈。政协每月发给他二百四十元工资，交道口菊儿胡同的四合院也分到了手，但他把大半时间仍耗在书房，整理地质笔记、修改《史记》拾遗。偶尔有人探访，他端茶寒暄，却不愿多谈既往。他只在稿纸角落写下八字：“劳心怀国事，努力赖民艰。”

1956年，邵力子介绍他加入民革；1957年六月，“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成立，翁文灏列副主任。在那场会议上，他言辞平实：“盼望海峡早息炮火，亦盼望昔日同僚少些犹疑。”台下有人窃窃私语，更多人沉默。局势尚未转圜，但一个曾被列为战犯的老人，正以实际行动证明转身并非戏剧桥段，而是可以被验证的持续选择。

1970年冬，翁文灏病逝，未留下追悼辞。他晚年最常提到的一句话是《尚书》里的“知人则哲”，用来劝身边后辈宽容对待历史人物。毕竟，他自己就是众人眼中最难归类的角色：既是地质先驱，也是国民党高官；既埋过炸药，也点燃过矿灯；既被通缉，也被举手欢迎。分野和缝隙之间，他最终选定了一个方向——向人民而去，这条路走得艰难，却走到了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