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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举起来,放在我能看到的地方!”冰冷的命令像碎玻璃碴子,扎进我的耳朵。车窗外,红蓝交替的警灯把收费站的夜空搅成一锅黏稠的血。
我看见一张张没有表情的脸,和一排黑洞洞的枪口,像无数只等待猎物的眼睛。
“我……我只是个老师!”我的声音在发抖,听起来像个蹩脚的谎言。
“老师?”扩音器里传来一声轻蔑的冷笑,那声音带着金属的质感,在我的耳膜上刮擦,“放下那可笑的伪装,我们都知道你车上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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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云台村那天,下了一场黏糊糊的雨。
雨水不是往下掉,是往上冒,从湿透的黑土地里,从石头缝里,从每一片腐烂的树叶子里,一缕缕地升腾起来,把整个山谷都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正在发酵的木桶。空气里的潮气像一条发了霉的舌头,舔遍了我身上每一寸皮肤,连骨头缝里都浸满了那种挥之不去的、植物腐败的甜腥味。
我在这个木桶里,泡了整整六年。
我的越野车,一头生了锈的铁皮野兽,在泥泞的山路上挣扎。车轮碾过烂泥,发出“噗嗤噗嗤”的声响,像一个得了肺病的老人,每喘一口气都撕心裂肺。我得走了,这个念头像一颗潮湿的种子,在我心里埋了很久,现在终于长成了一棵不得不砍掉的树。
最后一周,我都在收拾东西。说是收拾,其实也没什么可带走的。六年积攒下来的,不过是几箱子书,一摞厚厚的、被水汽浸得微微发卷的教案,还有孩子们送的各种零碎。一块画了太阳的石头,一串用野果子串起来的项链,几根风干了的、不知道是什么鸟的漂亮羽毛。它们被我胡乱塞进一个纸箱,散发出一种混杂着尘土和天真的气味。
云台村小学,就两间砖房,像两颗掉在山坳里的蛀牙。雨水顺着瓦片的豁口流下来,在教室门口的泥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我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世界。阿雅就蹲在教室门口的屋檐下,抱着膝盖,像一朵被雨水打蔫了的白色小蘑菇。
她不说话,已经三年了。
三年前,她的父亲,那个全村最会爬山的汉子,从对面的鹰嘴崖上掉了下去。有人说是为了采一味能卖钱的草药,有人说是失足,官方给的定论是“见义勇为”,说他是在抢救国家勘探设备时牺牲的,追认成了烈士。可从那天起,阿雅的嘴就像被一把无形的锁给锁住了,钥匙丢进了深不见底的山涧。
她只信任我。她会把她画的画塞进我手里,画上永远是奇形怪状的线条和色块,像一团打翻了的颜料。她会把她从山里捡来的东西放在我的窗台上,一块好看的石头,一朵被她捏得有点蔫的野花。她用这种沉默的方式,和我交谈。
只是最近,这交谈里掺杂了恐惧。
我不止一次看到那个瘸腿的男人在学校附近晃荡。他叫李瘸子,村里人都这么叫他。他的一条腿好像短一截,走起路来,整个身子一颠一颠的,像个随时会散架的木偶。他的眼睛很小,像两粒嵌在浮肿面团里的黑豆,总是闪着一种油腻腻的光。
每次李瘸子一出现,阿雅就像受惊的兔子,浑身发抖,一头扎进我身后,小手死死地抓住我的衣角,指甲都快嵌进我的肉里。我问过村长,村长咂了咂嘴,吐出一口黄痰,含糊地说:“坤哥的人,坤哥你晓得伐?回乡投资的大老板,心善,派人来关心关心烈士家属嘛。”
坤哥,这个名字在云台村像一座金光闪闪的牌坊。他从山里走出去,在外面发了财,然后衣锦还乡。修路,建厂,还盖了一栋全县最气派的度假山庄。村里人都说他是活菩萨,可我总觉得,那个李瘸子看阿雅的眼神,不像是在“关心”,更像是在寻找一件丢失的、很重要的东西。
告别会是在村委会大院里办的。孩子们围着我,叽叽喳喳,像一群刚出窝的麻雀。他们把礼物塞给我,一张张小脸涨得通红。我笑着,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胀。
所有人都送完礼物后,阿雅才从角落里走出来。她低着头,怀里抱着一个东西,用一块破旧的蓝布包着。她走到我面前,把那个东西塞进我怀里,然后像被烫了一下似的,转身就跑了,瞬间就消失在人群里。
我揭开蓝布,是一个陶罐。
那陶罐丑得惊人。形状歪歪扭扭,颜色是那种烧制不均的土褐色,上面还有几个像是没捏稳留下的指印,瓶口甚至都不是圆的,像被人啃了一口。这东西,扔在路边估计都没人会多看一眼。我笑了笑,心想这大概是小丫头自己和泥捏的,丑是丑了点,但这份心意,比什么都重。
我没多想,随手把它放在了越野车后座的纸箱上。当时人多嘴杂,我忙着跟这个道别,跟那个嘱咐,乱糟糟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才记起阿雅把陶罐塞给我时,那双大眼睛里翻滚着的情绪。那不是不舍,而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恐惧和哀求。她的小手在我眼前飞快地比划了两下,一个像是用拳头砸东西的动作,另一个是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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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碎”?“看”?
我当时只当是孩子舍不得我,在胡乱撒娇。我甚至还笑着摸了摸她的头,说:“老师会想你的。”
现在想来,那句话轻飘飘的,像一片羽毛,落在了深不见底的悬崖上。
车子终于驶出了那条纠缠了我六年的盘山公路,像一条挣脱了束缚的泥鳅,一头扎进了平坦的柏油路。我打开了车窗,一股混杂着汽油和尘土的热风涌了进来,把车里那股山里的潮味吹得一干二净。我贪婪地呼吸着这久违的“文明”的气息,打开音响,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像一把刷子,要把我脑子里那些黏糊糊的记忆全都刷掉。
六年,两千一百九十天。我的青春像一块被雨水泡烂了的木头,留在了云台村。我曾以为自己是个殉道者,带着城市里那点可笑的理想主义,要去点亮什么。可六年过去,我发现自己什么也没点亮,反而被那里的黑暗和潮湿,把自己心里的那点火苗也给捂得快要熄灭了。
我累了,真的累了。
后座上,那个丑陋的陶罐随着车身的颠簸,发出一阵轻微的“咕咚”声,像是对我的决定表示不满。我从后视镜里瞥了它一眼,它安静地立在纸箱上,像一个沉默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使。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远处的城市轮廓亮起了一片虚假的繁星。高速公路像一条流光的河,载着我冲向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未来。我甚至开始盘算,是先找个地方好好洗个热水澡,还是先去吃一顿能把我辣出眼泪的火锅。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个陌生的号码。我接起来,里面没有任何声音,只有一阵微弱的、像是风声的“嘶嘶”声。
“喂?哪位?”我问。
“……嘶……嘶……”
“说话!”
那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挂断了。
我皱了皱眉,没当回事,大概是打错了。可一种莫名的烦躁,像一只小虫子,开始顺着我的脊椎往上爬。
前面的灯光越来越亮,是收费站。我减慢车速,跟着车流缓缓向前。就在我摇下车窗,准备拿卡的时候,异变陡生!
刺耳的警笛声瞬间从四面八方炸响,像有人在我耳边同时点燃了一百挂鞭炮!我还没反应过来,几道雪亮的光柱就死死地钉在了我的车上,亮得我睁不开眼。紧接着,是轮胎摩擦地面发出的、令人牙酸的尖叫声。
一辆,两辆,三辆……我不知道有多少辆警车,它们像一群嗅到血腥味的黑色巨兽,从收费站的各个出口和入口逆行冲出,瞬间就将我的这台破旧越野车围得水泄不通。车门“砰砰砰”地被推开,一个个身穿黑色特警服、戴着头盔、手持冲锋枪的身影翻滚而出,动作快得像电影里的特效。
他们半蹲在警车后面,黑洞洞的枪口,几十个黑洞洞的枪口,像一片死亡森林,齐刷刷地对准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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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手里的烟掉在了腿上,烫出一个小小的疤,我却毫无知觉。车里的摇滚乐还在嘶吼着,显得那么不合时宜,那么荒诞。
“车里的人听着!立刻熄火!双手举起来,放在方向盘上!”扩音器里的声音冰冷、强硬,不带一丝感情。
我像个提线木偶,机械地照做。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跳动,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快要撞破我的肋骨。我做错了什么?超速?违章?可这阵仗,就算是抓一个连环杀人犯也绰绰有余了吧?
车门被“哗啦”一声粗暴地拉开。一股冷风灌了进来。
一个穿着深色夹克的中年男人站在车门外,他没有穿警服,但周围所有警察看他的眼神,都充满了敬畏。他大概四十五六岁,身材不高,但站得很直,像一根钉进地里的钢钎。他的脸被警灯映得忽明忽暗,一双眼睛,像鹰。
那双鹰一样的眼睛在我脸上刮了一遍,然后缓缓地移向后座,在我堆放的那些杂物上停留了片刻。最后,他的目光又回到了我的脸上,带着一种猫捉老鼠般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平静。
他开口了,却像一颗炸雷在林森耳边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