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看着他得意的样子，突然笑了。
那是一种看着猎物一步步走进陷阱的笑。
“马院长，”
我抬起手腕，
看了看那块跟随我多年的欧米茄机械表，
“现在是上午10点25分。”
“什么意思？”
马国梁皱了皱眉，
心里没来由地一慌。
记忆有时候像一口深井。
平时井口盖着石板，严丝合缝，你以为你忘了，
或者说，你以为你把它封存好了。
可总有那么一个瞬间，一阵风，一片落叶，
就把那石板吹开一道缝。
那缝里漏出来的，是带着潮湿水汽的、经年不散的味道。
对我来说，云溪县的味道，就是井里返上来的那股气。
车子驶下高速，那股熟悉的，
混合着尘土、草木腐烂和劣质煤烟的气息，
就从车窗的缝隙里钻了进来，不由分说地包裹住我。
我关上车窗，那味道却好像已经渗进了我的皮肤。
我在南方那个四季常青的城市待了二十年，
早已习惯了香樟和白玉兰的清香，
可身体的记忆，比头脑更顽固。
这片土地，是我生长的地方，也是我逃离的地方。
二十年前，我揣着全村人东拼西凑来的五十块钱，
坐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火车开动时，我没有回头。
我怕一回头，那股无力感就会像藤蔓一样，
重新把我拽回这片贫瘠的土地。
那股无力感，源自我父亲的离去。
也是在这样一个秋天，父亲在田里干活时突然栽倒，
被几个叔伯用门板抬到了县医院。
那时候的县医院，只有一栋孤零零的三层小楼，
走廊里永远回荡着咳嗽声和一种刺鼻的来苏水味。
那个味道，从此就刻在了我的嗅觉记忆里，
成了绝望的代名词。
我记得很清楚，接诊的是个老医生，
他戴着老花镜，拿着听诊器在我父亲胸前听了半天，
眉头拧成一个疙瘩。
他说，可能是心脏的问题，但也不排除是别的脏器。
得做个B超看看。
全院唯一那台B超机，据说还是从市里淘汰下来的，
脾气比医生还大。
我们排了一上午的队，终于轮到我们时，
机器嗡嗡响了两声，罢工了。
那个年轻的操作员捣鼓了半天，满头大汗，
最后两手一摊，说，不行了，烧了。
老医生又让我们去做心电图，
那台机器倒是能动，可吐出来的那张长长的热敏纸上，
波纹模糊不清，像是被水泡过一样。
老医生对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
最后，他叹了口气，凭着几十年的经验，给我父亲开了一堆药。
三天，仅仅三天。
父亲就在那种无休止的、找不到病因的疼痛中，
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
我给他擦身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办完丧事，我在他坟前磕了三个头，没说一句话。
第二天，我就走了。
我发过誓，这辈子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不是为了回来炫耀，
只是为了不再重复那种眼睁睁看着亲人受苦，
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的无力感。
这次回来，是给母亲过七十大寿。
寿宴上，亲戚们轮番过来敬酒，说着那些客套又吉祥的话。
我笑着一一应付，心里却觉得隔了一层。
直到我看见孙立民。
他是我初中同学，当年班里最沉默寡言的一个，
现在是县医院的主治医生。
他没怎么变，只是两鬓添了霜，眼角的皱纹深了，
那股沉默的气质，被岁月熬成了疲惫和愁苦。
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默默地喝着酒，也不跟人说话。
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
我们没聊什么过去，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碰着杯。
酒喝到一半，我问他，医院现在怎么样了。
他像是被触动了什么心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别提了。
他说，楼是新盖的，看起来气派了，
可里头的瓤子，没换。
他说起前两天接诊的一个急腹症病人，
一个从山里送下来的小伙子，疼得在床上打滚。
几台B超机轮番上阵，照出来的影像全是雪花点，
几个医生围着看了半天，愣是没法确诊。
最后还是一个经验最老的主任，胆大心细，
凭着手感按压，判断是急性阑尾炎，直接推进了手术室。
打开一看，阑尾已经穿孔，再晚半个小时，人就没了。
“你说说，这叫什么事？”
孙立民用筷子头蘸着酒，在油腻的桌布上画着，
“我们这些当医生的，天天就在这猜谜语，拿病人的命当赌注。”
“那几台破机器，德国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款式，我们还当个宝供着。”
我看着他画的那个歪歪扭扭的圈，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父亲那张因剧痛而扭曲的脸，再一次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我放下酒杯，打断了他的话。
“立民，”我说，“你回头把医院现在最缺的、最要紧的诊断设备，列个单子给我。”
“要进口的，要最好的。”
他愣住了，端着酒杯，怔怔地看着我，问我想干什么。
我没看他，目光投向窗外漆黑的夜色。
“我想把那口井，填上。”我说。
回到南方那座永远灯火通明的城市，
我立刻推掉了手头上所有的事情。
生意场上的朋友觉得奇怪，
问我陈老板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大事，这么火急火燎。
我只是笑笑，说，是家里的事，一件拖了二十年的旧事。
孙立民的单子很快就通过邮件发了过来，
上面用一种医学生特有的严谨字体，
列出了几个德文单词和一长串复杂的型号。
B超机、心电图机、DR数字X光机，还有几台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他说，这些是诊断的眼睛，没有这些，医生就是睁眼瞎。
我没有去找那些二三手的代理商，
而是直接通过我在德国的一个生意伙伴，
联系上了那家顶尖医疗设备制造商的中国区总部。
电话接通的时候，对方标准的德式中文里透着一股傲慢和程式化。
但当我报出我要的设备型号，并且要求一次性全款结清时，
对方的语气明显热情了起来。
负责接待我的，是一个叫汉斯的销售总监。
他很惊讶，问我这批设备是准备配置在哪家省级三甲医院。
他说，这套组合，即便是放在沿海最发达城市的中心医院，
也算是相当豪华的配置了。
我告诉他，送往内陆一个叫云溪县的小地方。
他显然没听过这个名字，在电脑上查了半天，
才用一种古怪的语气确认道：“一个……县级单位？”
我说是的。
他没再多问，生意人的专业素养让他不会去探究客户的动机。
签合同那天，我特意穿上了我最好的一套西装。
那份厚厚的合同，中德双语，条款繁复。
我没有让律师过目，
而是自己一页一页地翻，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代理商的经理在一旁陪着笑，说陈老板您真是严谨。
他不知道，我看的不是那些商业条款，
我看的是一个迟到了二十年的心愿，
正在如何变成白纸黑字。
当我签下“陈卫东”三个字的时候，
那支派克金笔的笔尖，在纸上划出了一道轻微的声响。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完成了使命的士兵，
心中那块最沉重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钱款很快付清，一百多万，
对我现在的生意来说，不算伤筋动骨，
但也不是一笔可以随手扔掉的小钱。
那是我在南方的烈日下，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
在酒桌上喝到胃出血，一点一点拼回来的。
我告诉代理商，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快。
用最快的物流，最专业的人员，把它们送到云溪县。
半个月后，设备装上了几辆巨大的厢式货车，
我推掉了公司一个重要的季度会，亲自押车。
车队在高速公路上疾驰，我坐在副驾驶，
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有一种奇异的平静。
这不像荣归故里，更像是一种赎罪。
车队开进云溪县城的时候，已经是下午。
孙立民早早地等在了医院门口，
他看见我从车上下来，激动得有些手足无措，
只是不停地拍着我的胳膊，嘴里重复着“太好了，太好了”。
我看见他的眼圈有些红。
这时，一群人从医院大楼里走了出来，
为首的，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
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金边眼镜在阳光下闪着光，
白大褂穿得笔挺，脸上挂着一种恰到好处的热情笑容。
孙立民在我耳边低声说，这就是马国梁，新来的院长。
马国梁大步走上前来，紧紧握住我的手，
那力道，仿佛是怕我跑了。
“哎呀，陈老板！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
“您这可是为我们云溪县的医疗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的官腔打得滴水不漏，
一双眼睛却早已越过我的肩膀，
贪婪地扫视着后面那些巨大的木箱。
那眼神，不像一个医生在看治病救人的工具，
倒像一个将军在检阅自己即将出征的兵马。
我被他那套熟练的客套话搞得有些不自在，
不动声色地抽回了手。
“马院长客气了，都是云溪人，为家乡做点事是应该的。”
我指着那些设备说，东西到了，
后续的安装调试，就要麻烦医院了。
马国梁把胸脯拍得震天响。
“陈老板您就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我们一定以最快的速度，让这批设备投入使用，造福全县百姓！”
他话说得很漂亮，但我心里总有一丝说不出的别扭。
他随即话锋一转，身体微微前倾，
用一种商量的、却又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那个，卫东啊，你看，这么大的事，咱们得有个说法。”
“这个捐赠仪式，还有铭牌纪念的事，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我想了想，觉得父亲的遗愿，我心里清楚就行，
不必搞得人尽皆知。
“仪式就免了吧，我不喜欢那些虚的。”
“铭牌上，就简单刻一行字，‘旅外乡贤陈卫东捐赠’，可以了。”
马国梁一听，立刻堆起满脸的笑容，
连连点头：“好，好！就按您说的办！”
“陈老板真是高风亮节，淡泊名利，我们这些人都得向您学习啊！”
他那副诚恳到夸张的表情，
让我暂时压下了心头的那一丝疑虑。
我以为，他至少会遵守这最基本的承诺。
我以为，这件事，到此就该尘埃落定了。
人生的吊诡之处就在于，
你以为的终点，往往只是另一个麻烦的起点。
我在县城多留了两天，陪了陪母亲，
然后就返回了南方的公司。
生意上的事情千头万绪，很快，
我就把云溪县那点小插曲抛在了脑后。
我甚至开始想象，
有了那批新设备，孙立民他们可以不再猜谜语，
乡亲们看病，可以少受很多不必要的苦。
父亲那样的悲剧，或许可以少发生一些。
这种想法，让我在繁忙的工作间隙，
会没来由地感到一阵轻松。
大约过了半个月，就在我快要彻底忘记这件事的时候，
孙立民的电话打了过来。
他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听起来很奇怪，
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我问他是不是设备出了什么问题。
他连忙说不是，设备好得很。
德国派来的工程师非常专业，
安装调试那天，全院的医生都像过节一样去围观。
他说，新的影像中心已经挂牌了，
那几台机器一开机，图像清晰得让人想哭。
我笑着说，那是好事啊，那你怎么听起来无精打采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院里要搞一个隆重的设备启用仪式，
马院长点名，让他务必把我请回来参加。
我心里咯噔一下，不是说好了不搞仪式吗？
“立民，到底怎么了，你直说。”我追问道。
电话那头传来他一声长长的叹息。
“卫东，你还是……回来一趟吧。”
“有些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在电话里跟你说。”
“你亲眼看了，就什么都明白了。”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奈和一丝歉意，
我立刻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挂了电话，我马上让秘书订了第二天飞回去的机票。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乌云一样笼罩着我。
再次站在县医院门口，
我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医院那栋新盖的门诊大楼，被粉刷一新，
大门正上方，挂着一条巨大而刺目的红色横幅。
上面用一种夸张的、加粗的宋体字写着一行大字：
“热烈庆祝我院在马国梁院长卓越领导下引进一批国际先进医疗设备！”
“马国梁”三个字，被特意放得比其他字更大一些，
生怕别人看不见。
横幅下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篮，
彩带飞扬，像是什么盛大的庆典。
县电视台的采访车停在最显眼的位置，
几个扛着摄像机的记者，
正围着马国梁，将话筒递到他嘴边。
马国梁满面红光，神采飞扬，
他打着手势，对着镜头侃侃而谈，
说着一些关于“医院跨越式发展”和“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的宏大词汇。
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得胜归来的将军，
在接受万民的朝拜。
而我，那个真正掏钱的人，
站在人群外围，像一个无关的路人。
我的心，在那一刻，像是被扔进了一桶冰水里，
从里到外，凉了个透。
我没有上前去质问，
那样的场面，只会让我像一个小丑。
我拨开人群，一言不发地往里走。
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新成立的“医学影像中心”。
走廊里人来人往，许多医生护士都向我投来复杂的目光，
有同情，有好奇，也有幸灾乐祸。
我无视了这一切。
在影像中心的入口处，
我看到了那块崭新的、金光闪闪的黄铜铭牌。
它被挂在最显眼的位置，
擦拭得一尘不染，在走廊的灯光下反射着冰冷的光。
我走上前去，凑得很近，
近到可以闻到铜牌上那股金属和抛光蜡的味道。
铭牌的最上方，是一行隶书大字：
“记我院跨越式发展新篇章”。
下面的正文，是密密麻麻的宋体小字，
洋洋洒洒，怕是有几百字。
我耐着性子，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读。
那篇铭文写得文采飞扬，
通篇都在讲述马国梁院长如何高瞻远瞩，
如何在新时期的医疗改革浪潮中抓住机遇，
如何呕心沥血，亲力亲为，
如何顶住压力，排除万难，
最终通过“多方筹措”，为医院引进了这批宝贵的设备。
他的名字，在文中反复出现，
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点缀着这篇功德碑。
我读了很久，直到把每一个字都刻进脑子里。
然后，我的目光开始在那块铜牌上搜寻。
终于，在铭牌最下方，
一个几乎要贴着金属边框的角落里，
我找到了我的名字。
那字体小得可怜，像一只蚂蚁，
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在我的名字前面，还卑微地缀着三个字——
“等社会爱心人士”。
陈卫东。
我，那个掏了一百多万真金白银的人，
就这么轻飘飘地，成了一个面目模糊的“等”字。
那一刻，我感觉不到愤怒了。
愤怒是一种激烈的情绪，需要有对象，有交锋。
而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巨大的、荒谬的虚无。
像是你用尽全力打出一拳，
却打在了一团棉花上，不受力，不反弹，
只是把你所有的力气，都消解于无形。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贪天之功，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发自骨子里的蔑视。
他根本没把我当成一个平等的人来尊重，
在他眼里，我或许只是一个有点闲钱、头脑简单的暴发户，
是那块可以任由他雕刻的、垫在他晋升之路上的垫脚石。
我没有在走廊里停留。
我转身，走向了电梯，按下了顶楼的按钮。
顶楼是行政区，院长办公室在走廊的最尽头。
我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马国梁的办公室很大，很气派。
巨大的红木办公桌擦得锃亮，
背后是一整面墙的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种精装书籍，
看那崭新的样子，大概率从未被翻阅过。
他正靠在那张据说是真皮的老板椅里，
端着一个紫砂茶杯，悠闲地吹着上面的热气。
桌上的花瓶里，插着几支含苞待放的百合，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茶叶和花香混合的味道。
他看到我闯进来，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他只是慢悠悠地放下茶杯，
抬了抬眼皮，朝对面的沙发指了指。
“卫东来了，坐。”
他的语气平淡得像是在招呼一个熟悉的下属，
那份从容，那份镇定，
让我明白，他早已为这场对话做好了准备。
我没有坐。
我径直走到他的办公桌前，
与他隔着那张宽阔的、象征着权力的桌子对视。
我把手机掏出来，点开相册，
翻到那张我刚刚拍下的铭牌照片，
然后把手机屏幕朝向他，轻轻地放在了桌面上。
“马院长，”我的声音很平静，
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一丝陌生。
“我想，我需要一个解释。”
马国梁的目光在手机屏幕上停留了不到一秒钟，
然后就移开了，仿佛那上面是什么无关紧要的东西。
他摘下脸上的金边眼镜，
从一个精致的眼镜盒里，摸出一块天鹅绒的擦镜布，
开始慢条斯理地、一圈一圈地擦拭着镜片。
那动作，优雅而缓慢，
充满了对时间的掌控感。
他仿佛在用这种无声的动作告诉我，
他才是这里的主人，他掌控着一切的节奏。
阳光从他身后的落地窗照进来，
在他身上镀上了一层金边，
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高高在上的裁决者。
擦了好一会儿，他才把眼镜重新戴上，
身体向后，深深地靠进柔软的椅背里，
双手交叉，安放在他微微隆起的小腹上。
“卫东啊，”他终于开口了，
语气里带着一种长辈式的、居高临下的开导。
“你看你，还是太年轻，格局小了不是？”
“格局”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
带着一种奇特的讽刺意味。
“这批设备，自从运进我们医院的大门，
它就不再是你陈卫东个人的东西了。”
“它就是我们医院的，是国家的财产，是公家的。”
“我这么写，你以为是为了我个人吗？”
他微微摇头，脸上露出一丝“你不懂我”的痛心表情。
“我是为了工作，为了向上面，向市里、省里的领导报功！”
“只有把功劳记在集体的头上，记在我这个院长的头上，”
“领导们才会看到我们的努力，看到我们的成绩！”
“这样，我们才能申请到更多的政策支持，更多的经费拨款。”
“你想想，最后受益的，是谁？”
“不还是咱们云溪县的老百姓嘛！”
他顿了顿，端起茶杯，轻轻呷了一口，
似乎在给我时间来消化他这番“高瞻远瞩”的理论。
然后，他把茶杯放下，发出一声轻响。
“你一个人的名字，写得再大，又能有多大的分量？”
“可要是写上我马国梁，写上我们院领导班子，”
“那分量，就不一样了。”
“在上级领导眼里，这代表着我们有能力，有作为！”
“卫东，你是个生意人，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有时候，个人的虚名，要为集体的大利让路。”
“你怎么能这么意气用事，为了这点小事，就闹情绪呢？”
他的话，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柔软的刀子，
看似在开导你，实则是在割你的肉，诛你的心。
他把我慷慨的捐赠，说成是追求虚名；
把他无耻的侵占，说成是为公家谋利。
他把我对尊严的捍卫，说成是意气用事，格局太小。
他已经完全构建了一套自洽的逻辑，
在这套逻辑里，他是顾全大局的功臣，
而我，是一个不懂事的、斤斤计较的麻烦制造者。
我被他这番颠倒黑白的歪理，气得笑了出来。
那笑声，在我自己的耳朵里听来，都觉得干涩。
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把那些压在心底的话说了出来。
“马院长，我再说一遍，我不在乎什么虚名。”
“我在乎的，是尊重。”
“这一百多万，不是大风刮来的。”
“是我在南方的工地上，一砖一瓦，一滴汗一滴血地挣回来的。”
“是我陪客户喝酒喝到胃穿孔，换回来的。”
“是我牺牲了所有陪伴家人的时间，拼回来的。”
“这是我的血汗钱！”
“我把它捐给家装不全、看病困难的家乡，”
“是想让我的乡亲们，能看得起病，能看得好病。”
“是想让我父亲那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我把它捐给医院，不是捐给你马国梁！”
“它不是给你用来粉饰履历，当成你往上爬的垫脚石的！”
我的这番话，似乎终于撕破了他那层温文尔雅的伪装。
马国梁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沉了下来。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冒犯后的阴冷。
他往老板椅里陷得更深了，
换了个姿势，用一种审视的、带着压迫感的目光看着我。
“陈老板，”他连“卫东”也不叫了，
这个称呼的改变，意味着我们之间最后一点虚假的温情也已荡然无存。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凡事要讲规矩，讲流程。”
“设备已经安装调试完毕，所有的票据、合同，
都已经在我们医院的档案室里归档，盖了章，锁进了保险柜。”
“从法律上，从程序上，这批设备，
现在就是我们云溪县人民医院的固定资产。”
他刻意加重了“固定资产”这四个字，
像是在用这个词来给我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我劝你，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
“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跟我掰扯这个，有任何意义吗？”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充满了油滑和不屑的弧度。
“做人要向前看，做生意更要和气生财。”
“别为了这点已经无法改变的小事，
闹得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传出去，对你陈老板的名声，也没什么好处，你说是不是？”
他这番话，软中带硬，既有“事实”的陈述，又有含蓄的威胁。
他脸上的表情，那副“你能奈我何”的无赖嘴脸，
像是一把最钝的刀子，在我的心上来回地锯。
那种感觉，比直接的愤怒，更让人感到屈辱和恶心。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张志得意满的脸。
我突然发现，我胸口那团熊熊燃烧的怒火，
在这一刻，奇迹般地熄灭了。
就像一盆烧得正旺的炭火，被瞬间浇上了一桶液氮。
所有的热量和声响都消失了，
只剩下一片冰冷的、坚硬的、带着杀气的平静。
跟这样的人，讲道理，是没用的。
愤怒，更是他乐于见到的，
因为那代表着你的失控，代表着你的无能为力。
对付无赖，只能用比他更不讲道理的手段。
我掏出手机，没有再看他，
只是平静地按亮了屏幕，看了一眼时间。
“行，马院长。”
我的语气，平静得就像是在谈论今天的天气。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那这批设备，你们也别用了。”
我抬起头，迎着他诧异的目光，继续说道：
“明天上午十点，我会派车过来。”
“把我买的东西，原封不动地，一件不少地拉走。”
“你最好让你的人，提前把那些包装箱找出来。”
“怎么运来的，就怎么运回去。”
我的话，让马国梁愣了足足有三秒钟。
然后，他像是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
他先是嗤笑一声，然后那笑声越来越大，
最后变成了无法抑制的、前仰后合的哈哈大笑。
他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一边笑，一边用手指着我。
“陈卫东，你……你是不是生意做傻了？”
“还是被我刚才的话，给气糊涂了？”
“你说什么？派车拉走？”
他好不容易止住笑，喘着气说：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我告诉你，不可能！”
“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是你家的后院吗？”
“这是医院！是国家单位！是政府机构！”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权威。
“我再跟你说一遍，设备已经是医院的资产！”
“你明天敢派人来动一下试试！”
“我立刻报警，告你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
他从老板椅上站了起来，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
脸上充满了胜利者的轻蔑和嘲讽。
“陈老板，我劝你，还是回去好好冷静一下。”
“别做这种不切实际的梦了。”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出现在了县医院。
时间是十点整。
和我预想的一样，马国梁早已严阵以待。
他没有待在他那舒适的院长办公室里，
而是直接把“指挥部”设在了影像中心的大厅。
他搬来了一张椅子，就坐在大厅的正中央，
身边簇拥着几个科室的主任和行政干部，
门口还站着两个穿着制服的保安，
一个个都神情严肃，如临大敌。
那架势，仿佛不是在等待一个捐赠者，
而是在准备迎击一群即将前来抢劫的匪徒。
大厅里挤满了看热闹的医生和护士，
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我从人群中走过，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些投射在我身上的，
各种复杂的目光。
有好奇，有同情，有担忧，
当然，也少不了幸灾乐祸和等着看我笑话的。
马国梁看见我，
看见我依然是孤身一人，两手空空，
身后并没有他想象中的运输车队和搬运工人，
他脸上的讥讽之色，变得愈发浓厚。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慢悠悠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白大褂，
然后得意洋洋地朝我迎了过来。
他甚至还装模作样地伸出手，
想来拍我的肩膀，以示他的宽宏大量。
“陈老板，想通了？”
他的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整个大厅的人都听见。
“我就说嘛，年轻人，冲动是魔鬼。”
“都是为了家乡做贡献，为了老百姓的健康，”
“何必为了一点虚名，闹得这么僵，下不来台呢？”
他俨然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在给我一个“台阶”，让我体面地认输。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得意而显得有些油腻的脸，
看着他眼中那藏不住的轻蔑和嘲弄，
突然之间，我笑了。
那不是苦笑，也不是冷笑，
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带着一丝残忍的笑。
那是一种看着猎物懵懂无知，
一步一步，踏入自己精心布置的陷阱时的笑。
我的笑声，让马国梁脸上的表情僵住了。
“马院长，”
我抬起我的左手手腕，
那上面，是我创业成功后买的第一块奢侈品，
一块跟了我很多年的欧米茄机械表。
我仔細地看了看表盘上走动的秒针，
然后平静地对他说：
“现在是上午10点25分。”
“什么意思？”
马国梁皱起了眉头，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一种没来由的慌乱，开始在他的眼神中浮现。
我没有理会他的问题，
只是淡淡地开口，声音不大，
却像一颗钉子，清晰地钉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