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也是做大事的人，要懂得灵活变通嘛。”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团结更多方面的力量，让奖学金的影响力更大。”
“你可别为这点小事钻牛角尖，小题大做了。”
他脸上挂着那种自以为是的、掌控一切的得意笑容。
我看着他得意的样子，突然笑了。
那是一种看着猎物一步步走进陷阱的笑。
“马主任，”我抬起手腕，看了看那块跟随我多年的上海牌机械表。
“现在是上午10点25分。”
“什么意思？”
他皱了皱眉，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那辆桑塔纳2000，算是我给前半生立的一块碑。
不是为了炫耀给谁看，只是想告诉二十年前那个从绿皮火车上跳下来的少年，他没有白熬。
车轮滚滚，碾过南方的柏油路，再碾上北方这片熟悉的黄土地，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南方的声音是轻快的，是向前冲的；北方的声音是沉闷的，是带着回响的，像是叩问，也像是叹息。
我叫王建业，建功立业的建业。
我爹不识几个字，但他觉得这是世上最好的词。
我没敢忘。
二十年，我在南方的工地上扛过水泥，在流水线上拧过螺丝，最后靠着几分运气和不要命的实在，开了家家具厂。
厂子不大，但每一块木头都经过我的手，每一个榫卯都对得起良心。
这次回来，没有衣锦还乡的喧嚣念头，就是单纯的想了。
想这片土地的尘土味儿，想冬天里那口冻掉牙的冰棍儿，想我那没读完的中学。
车子开进县城，街道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两旁的店铺换了新招牌。
我把车速放得很慢，像一个初来乍到的游客，贪婪地看着每一张掠过的面孔，试图在上面找到时间的痕迹。
路过母校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时，我把车停在了路边一棵老槐树下。
我没有下车，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看着。
教学楼还是那栋灰扑扑的三层小楼，墙皮剥落得像一幅抽象画。
操场，对，就是那个操场，还是土的。
一阵风吹过，黄沙卷着落叶，追着几个奔跑的学生，那场景苍凉得像一部老电影。
我的喉咙有点发干。
我仿佛看见了二十年前的自己，穿着一双鞋底快要磨穿的布鞋，就是在那片尘土里，跑丢了我的未来。
那年我十六岁，父亲在工地出了事，家里一夜之间天就塌了。
几百块的学费，像一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记得很清楚，班主任陈老师，也就是现在的陈校长，悄悄塞给我二十块钱，让我先买点饭吃。
他说，建业，天无绝人之路，再想想办法。
我没再想办法。
我揣着那二十块钱，还有从家里米缸底下摸出来的几张毛票，扒上了南下的火车。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没敢回头看。
我怕看见陈老师失望的眼神，怕看见这片我既爱又恨的土地。
记忆这东西，真不是个好玩意儿。
它总是在你最不设防的时候，跳出来，用最锋利的刃，在你心上划拉一下。
我下了车，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烟雾缭ăpadă，和操场的尘土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人这一辈子，或许就是在尘土里挣扎，到头来，还得回到尘土里去。
可在这来回之间，总得留下点什么吧？
留下点钱，是俗气。
留下点名，太空泛。
我看着那些孩子的身影，看着他们身上那股子蓬勃的、浑然不觉的朝气，心里某个地方，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有些债，欠的是时光，欠的是当年的自己。
我想，或许我该找个法子，把它还上。
我掐灭了烟头，扔进路边的垃圾桶，推开车门，一步一步，走向那扇我曾无数次渴望逃离，此刻却又无比渴望走近的校门。
陈校长的办公室，和我记忆中的样子差不太多。
一张老旧的办公桌，两把掉了漆的木椅子，还有一个装满了书的铁皮柜子。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旧书本、墨水和廉价茶叶混合的气味，我把这种气味称之为“时间的味道”。
陈校长老了，真的老了。
头发白了大半，稀疏地贴在头皮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一道浅一道。
但他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那么清澈，像两口深井，能一眼望到底。
他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随即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就泛起了光。
他扶着桌子站起来，有些激动。
“建业？你是王建业？”
我点点头，走过去，扶住他。
“陈老师，是我。”
他拍着我的胳膊，连声说好。
我们坐下来，说了很多话。
从我南下的火车，说到他坚守的讲台；从我厂里的生意，说到学校的窘境。
他说，现在的好学生多，但家里困难的也多，学校想帮，也是有心无力。
说到这里，他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叹息里，有无奈，有心疼，也有一位老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感。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了。
一个身影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人未到，声先至。
“陈校长，市里那个文件下来了，我跟您汇报一下……”
声音在看到我的那一刻，戛然而止。
来人是马卫东，学校的主任，四十多岁的年纪，梳着一个油光锃亮的分头，白衬衫的领口永远都扣得一丝不苟。
他那张总是挂着笑容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随即那惊讶就变成了十二分的热情，像一团瞬间点燃的火。
“哎呀！这不是……这不是王老板吗！您什么时候回来的？真是稀客，稀客啊！”
他快步走过来，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用力地摇晃着，那力道，仿佛是想把他的热情直接传递到我的骨头里。
他给我续水，拿自己的好茶叶，言语间全是恭维和吹捧，熟练得像是每天都要演练一遍的固定剧目。
我看着他那张热络的脸，再看看旁边陈校长略显无奈的神情，心里忽然就冒出了一个念头。
一个在我停车时就已经萌芽，此刻终于破土而出的念头。
“陈校长，马主任，”我清了清嗓子，打断了马卫东滔滔不绝的赞美。
“这次回来，看到学校还是老样子，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我想……为学校做点事。”
我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
我要捐五十万。
在2003年的县城，这笔钱，足够在最好的地段买下好几套房子。
用这笔钱，设立一个奖学金，就叫“建业奖学金”。
我的话说完，办公室里一片寂静。
陈校长激动得嘴唇都在哆嗦，他看着我，眼睛里有欣慰，有感动，更多的，是一种“吾道不孤”的释然。
我没理会他们的震惊，继续说出了我的条件，两条，都是死规定。
第一，这钱，必须给那些经过严格认定的贫困家庭子女，家里但凡有一点宽裕的，一分钱都不能拿。
第二，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成绩。
谁穷，谁成绩好，这钱就给谁，简单明了。
“我吃过没钱读书的苦，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我看着他们的眼睛，一字一顿，说得斩钉截铁。
“这钱，必须用在刀刃上，给那些跟我当年一样，被穷困耽误的好苗子。”
陈校长重重地点头，眼眶都红了。
马卫东更是把胸脯拍得“嘭嘭”作响，像是在擂鼓。
“王老板！您放心！您这真是大善人，活菩萨啊！”
“这事您就交给我，我亲自抓，保证给您办得明明白白，公开透明，把您的每一分善心，都精准地落到实处！”
他的保证，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我们在陈校长的办公室，当场就草拟了一份意向协议书。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我和陈校长都签了名，马卫东作为具体执行人，也签了字。
我没有犹豫，直接让跟着我回来的司机去银行，取了二十万现金过来。
当那两捆用牛皮纸包着的、崭新的钞票放在办公桌上时，我清楚地看到，马卫东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难以言说的光。
那光芒很亮，很炽热，一闪而过。
我当时以为，那是看到希望的激动。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不是激动，那是猎人看到猎物时，才会有的光。
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
可以是一粒种子长成幼苗，也可以是一坛好酒变成了醋。
奖学金的评选工作，在马卫东的主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他给我打过两次电话，每次都在电话里用激昂的语调向我汇报进展。
他说，学生们的申请热情空前高涨，老师们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正在进行严格的筛选和审核。
他说，我的善举，像一阵春风，吹遍了整个校园，极大地鼓舞了师生们的士气。
我听着他描绘的那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
我仿佛已经看到，一个个像当年的我一样的少年，因为这笔钱，得以继续他们的学业，改变他们的命运。
我觉得，这五十万，是我这半辈子花得最值的一笔钱。
直到我接到了王铁生的电话。
铁生是我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发小，我们俩之间的情分，比亲兄弟还亲。
他在电话那头的声音，闷闷的，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带着一股子湿气。
他先是问我家具厂的生意怎么样，又问我南方的天气是不是比老家热，东拉西扯，就是不肯进入正题。
我了解他，他这人，心里藏不住事，越是这样，就说明事越大。
“铁生，有啥事你就直说，咱俩谁跟谁。”我开门见山。
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钟。
然后，他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好像把肺里的气都抽空了。
“建业啊，哥问你个事儿，你可别多心啊。”
“你给学校捐的那笔钱，那个奖学金，是不是有个规定，说是……说是得家里特别困难的才能申请？”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是啊，这是头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怎么了？”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铁生才用一种近乎呢喃的声音说：“我家那小子，虎子……他申请了，没评上。”
虎子我见过，一个很内向，但学习特别刻苦的孩子，成绩在学校里一直名列前前茅。
铁生两口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铁生前几年还摔断了腿，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这是全村人都知道的事。
“没评上？为什么？”我追问。
“唉，”铁生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奈和苦涩，“老师家访的时候也来了，说我家情况确实符合。可最后结果下来，说……说是虎子的综合素质分不够，平时不太爱参加学校活动。”
“综合素质分？”我咀嚼着这个陌生的词。
“可……可我听说，”铁生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像是怕被谁听见一样，“县里税务局刘科长家的那丫头，评上了，还拿的是最高的那一档，五千块。”
“刘科长？”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挺着啤酒肚，开着一辆红色夏利车的男人形象。
“他家也困难？”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问完就觉得自己有点可笑。
铁生在电话那头苦笑了一声，那笑声比哭还难听。
“人家两口子都是铁饭碗，住着局里分的楼房，开着小轿车，困难？可能……可能是人家觉得，跟开大奔的比，开夏利确实挺困难的吧。”
这句夹杂着辛酸的玩笑话，像一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脏。
我挂了电话，一屁股坐在我那张用上好花梨木打造的太师椅上，却感觉浑身冰冷。
窗外的阳光明晃晃的，照得屋里的一切都清晰无比。
可我却觉得，有一片巨大的阴影，正悄无声息地笼罩下来。
我想起了马卫东那张热情的笑脸，想起了他拍得山响的胸脯，想起了他信誓旦旦的保证。
现在回想起来，那笑容里，似乎总是藏着点别的东西，藏着点我当时没看懂，现在却开始有点明白的东西。
我的善心，我的初衷，难道就这么轻易地，被当成了别人碗里的肉，杯里的酒？
我不能相信，但我又不得不怀疑。
这件事，我必须亲自去弄个水落石出。
第二天一早，我没有惊动任何人，自己开着车，再次来到了母校。
这一次，我没有在校门口停留，直接把车开到了办公楼下。
我对门口的门卫说，我叫王建业，是来找马主任洽谈第二笔捐款事宜的。
“后续捐款”这四个字，像一道万能的通行证。
门卫脸上的表情立刻从警惕变成了恭敬，甚至还小跑着过来，想帮我开车门。
马卫东的办公室，还是老样子，空气中那股烟草和劣质茶叶混合的味道，似乎比上次更加浓郁了。
他看到我，脸上的惊讶一闪而过，随即就被那熟悉的、标准化的热情笑容所取代。
“哎呀呀，王老板！您可是贵人啊，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到校门口去迎接您啊！”
他一边说着，一边手脚麻利地给我泡茶，又从抽屉里摸出一包没开封的“中华”烟，硬要往我手里塞。
我摆了摆手，没接他的烟，也没喝他泡的茶。
我不想跟他绕圈子，那会让我觉得恶心。
我开门见山地说，后续那三十万的款项，我准备尽快落实。
但是我这个人做事比较较真，为了让这笔钱花得更有规划，我想参考一下这次奖学金评选的最终章程和获奖学生的详细名单，为下一阶段的捐赠做一个数据支持。
这个理由，听起来天衣无缝，充满了商业逻辑。
马卫东脸上的笑容，却在听到我要求看文件的那一刻，有了一瞬间的凝固。
那凝固非常短暂，快得像相机快门，但他眼神里的那一丝慌乱，却没有逃过我的眼睛。
“哎呀，王老板，这个……这个真是不巧。”
他搓着手，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
“您也知道，评选工作刚结束，各种文件材料都整理归档了，现在要找出来，手续上有点麻烦。要不……要不等我跟上面汇报一下，回头再给您送过去？”
他不敢直视我的眼睛，目光飘忽地看着我身后的墙壁。
我心里那股不祥的预感，此刻已经浓得化不开了。
他越是推脱，就越说明这里面有鬼。
我笑了笑，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一个厚实的牛皮纸信封，不轻不重地放在他面前的办公桌上。
信封没有封口，从敞开的口子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一沓崭新的人民币。
不多，就两千块。
“马主任，我知道您工作忙，这些规矩我也懂。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天热了，给办公室的老师们买点西瓜解解暑，降降温。”
我特意在“降降温”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文件的事，您就费心给找找。我今天时间充裕，可以等。我就看一眼，心里有个数就行。”
在2003年，两千块钱，对于一个中学主任来说，不是一笔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钱。
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好几个月的工资。
马卫东的眼睛，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牢牢地黏在了那个信封上。
他的喉结，不受控制地上下滚动了一下。
他脸上的表情在短短几秒钟内，经历了从为难到犹豫，再到下定决心的复杂变化。
最终，贪婪战胜了警惕。
他一咬牙，像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王老板，您看您，这太客气了，这多不好意思……您这人就是太实在！”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一种极其自然的动作，将那个信封收进了抽屉里。
“您稍等，我这就给您找！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为王老板您这样的爱心人士服务，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他拉开身后一个上了锁的铁皮柜，在一堆杂乱的文件里翻找了一阵，终于抽出了一份用蓝色塑料封皮包裹着的、装订整齐的文件，递到我面前。
“王老板，您看，这就是咱们这次评选的全部正式文件和最终的获奖名单。绝对是公开、公平、公正，经得起任何考验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得意和侥幸。
仿佛在他看来，钱已经收了，文件也给了，我这个不懂门道的“大老板”，不过是走个过场，满足一下虚荣心罢了。
我接过了那份文件。
入手沉甸甸的，压在我手上的，仿佛不只是几页纸的重量。
我知道，真相，就在这里面。
而我，即将亲手揭开它。
我翻开了那份文件。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走针声。
阳光从窗户斜着照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片明亮的光斑，光斑里，有无数微小的尘埃在飞舞。
我的手指有些微微颤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愤怒。
我一页一页地翻看，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沉到冰冷的海底。
那份由我亲笔签名、与陈校长共同见证的原始意向协议书，在马卫东递给我的这份“正式版”评选章程里，被篡改得面目全非。
我记得最清楚，也最看重的那条核心条款——“申请者必须是经过严格认定的贫困家庭子女”，这一条作为申请资格的硬性前提，被悄无声息地替换成了一句含糊其辞、极富弹性的官样文章：“申请者应综合表现优异，在校期间无任何违纪记录，积极参与校内各项集体活动，并由班主任及年级组联合推荐。”
“家庭贫困”这四个我最看重的字，从一道必须迈过的门槛，变成了一句可以被随意解释的、无关紧要的参考说明，被放在了补充细则的角落里，前面还加上了“同等条件下”这样的前缀。
这是一个何其阴险的文字游戏！
它釜底抽薪，直接瓦解了我设立这个奖学金的全部初衷。
更让我怒不可遏的是，在文件的最后一页，我发现了一条凭空多出来的补充条款：奖学金总额的百分之五，将作为项目管理及行政费用，由奖学金项目办公室统一进行支配、使用。
百分之五！
五十万的百分之五，那就是两万五千块！
这笔钱，在我们的原始协议里，根本就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这个所谓的“项目办公室”，负责人一栏，赫然写着马卫东的名字。
好一个“统一支配”，好一个“行政费用”！
我强忍着把文件摔在他脸上的冲动，翻到了最后一页的获奖名单。
那份名单，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我的脸上。
税务局刘科长的女儿，工商局张副局长的儿子，县医院王院长的外甥……一个个我有所耳闻的、家境殷实的“关系户”子女的名字，赫然在列，并且大多都获得了最高档次的奖学金。
而王铁生那个成绩优异、家境贫寒的儿子虎子，还有其他几个我托人打听到的类似情况的孩子，他们的名字，在这份名单上，连个影子都找不到。
我的血，在那一瞬间，全部涌上了头顶。
肺里像被塞进了一大团浸了水的棉花，又闷又胀，几乎要炸开。
原来，我的一腔热血，我的赤诚善心，在马卫东这种人的眼里，不过是一场可以任意切割、分配的盛宴。
一场可以用来巩固关系、兑换人情、甚至中饱私囊的无本生意。
我慢慢地，慢慢地合上了那份肮脏的文件。
我把它轻轻地，放在那张油漆斑驳的办公桌上，动作轻得像是在放一件稀世珍宝。
然后，我抬起头，目光像两把淬了冰的刀子，直直地射向马卫东。
他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风暴的来临，反而端起他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杯，悠闲地吹了吹上面的茶叶末，呷了一口，摆出了一副经验丰富、洞察世事的领导派头。
“王老板，怎么样？我们的工作，做得还算细致周全吧？”
他看着我，嘴角微微上扬，那是一种对局势尽在掌握的自信。
“你也是做大事的人，要懂得灵活变通嘛。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团结更多方面的力量，让奖学金的影响力更大嘛。”
他顿了顿，用一种长辈教训晚辈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补充道：“你可别为这点小事钻牛角尖，小题大做了。”
他脸上挂着那种自以为是的、掌控一切的得意笑容。
我看着他得意的样子，突然笑了。
那是一种看着猎物一步步走进自己精心布置的陷阱时，才会有的，冰冷的笑。
“马主任，”我抬起手腕，看了看那块跟随我多年的上海牌机械表，“现在是上午10点25分。”
“什么意思？”马卫东皱了皱眉，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