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一老农接到重庆烈士陵园馆长来信：请问您跟江姐什么关系

1981年的一天，在四川荣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一封来自重庆的信，打破了多年来的沉寂。

村民们的窃窃私语中，一个瘦小的老人颤巍巍地接过了信，却谁也不知，这封信竟来自重庆烈士陵园。

而信中询问的，是他与江姐的关系。

这个老农在家中反复阅读信件，最终泪如雨下，一段尘封三十余年的隐秘往事，也就此揭开......

一封来信

1981年5月的四川荣县，村头那棵老槐树下坐满了人。

半边山村的老乡们端着自制的蒲扇，一边纳凉一边闲话家常，天热得人实在干不了活。

就在大家说说笑笑的时候，一阵急促的铃铛声打破了这片宁静。

骑着自行车赶来的，是乡里的邮递员，他汗如雨下，肩膀上挎着邮袋，熟练地从中抽出信件，逐一照着名字喊人来领信。

而当最后一封信从邮袋里拿出时，老陈高声喊道：“黄茂才！黄茂才的信！”

话音刚落，场面瞬间变了味，有人低声咕哝着：“谁给那种人写信？”

黄茂才这个名字，在半边山村是个讳莫如深的存在。

传说他年轻时当过国民党的看守，在渣滓洞那种地方干过事，手上不干净。

解放后，他也蹲过监，虽然最后改判释放，但“刽子手”的标签早已贴在了他身上。

村里人避他如蛇蝎，没人敢与他多言。

“黄茂才！”邮递员又喊了一声，有人站起身，说了句：“我去帮你喊他。”

过了好一会儿，一个瘦小干枯的老人踱着碎步，从村道尽头慢慢走来。

他走到邮递员面前，伸手接过信，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就走。

那封信很厚，信封是深黄色的公文信纸，右上角盖着红章，寄件地址赫然是“重庆市烈士陵园纪念馆”。

黄茂才的手猛地一抖，像被烫了一般。

他踉踉跄跄地快步走回自家破旧的土坯房，轻轻撕开信口。

信开头写着：“黄茂才同志，您好。”他看见“同志”二字，眼眶便红了。

那是一个他以为这辈子都再听不到、再不配被称呼的词，他的眼睛贴近信纸，一行一行缓慢地读着，嘴唇微微颤动。

“我馆在整理渣滓洞、白公馆相关历史档案过程中，意外发现若干幸存烈士生前留下的资料，皆有提及一位少尉看守黄茂才，称其在押解、照顾、联络等方面给予极大协助，保护了狱中同志的生命安全，传递出多封重要信件。”

信中这样写道。

“恳请您亲赴重庆，协助核实情况，并详述当年与江竹筠同志等人的接触过程，以便补全档案，存史留证。”

黄茂才读到“江竹筠”三个字时，心头仿佛被猛锤了一拳。

黄茂才的肩膀在抖，他攥着那封信，像攥着最后的尊严，他低声哽咽，一开始只是鼻音，接着是压抑的抽泣，最后忍不住嚎啕大哭。

他一直以为，这一生都不会再有人记得他曾做过什么，没人相信那个所谓的“刽子手”其实是狱中“自己人”。

哭过之后，他小心地把信重新折好，藏进贴身内袋。

他站起身，走进屋里，拿出一个已经裂了口子的牛皮纸包，开始翻找仅有的几件衣物。

他要去重庆，这位沉默多年的老农，踏上了奔赴真相和尊严的旅途。

“刽子手”到“自己人”

在黄茂才的一生里，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特务”，更不曾设想过，自己会成为那个令人唾弃的“看守”。

他本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出生在四川荣县的半边山村，家里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一年下来除了交租，也就仅够糊口。

可就算如此拮据，父母仍咬紧牙关，供他读了几年书。

可惜，天不随人愿，父亲早早去世，留下孤儿寡母撑着，黄茂才不得不辍学，背起锄头扛起家。

他本想一辈子老老实实当个庄稼人，哪怕一生粗茶淡饭，也总归是清白踏实。

但变故来得毫无征兆，1940年代初，国民党溃败连连，兵源告急，征丁的卡子撒满了乡下各村，只要是能拿得动锄头的男人，都可能被抓去当炮灰。

黄母担心黄茂才被抓走，硬着头皮登门求助，求的，是地主家的少爷刘重威。

这个刘重威，是地主家的独子，却做了国民党的高官，川康绥靖公署二处副处长，还带着卫兵回乡探亲。

黄母央求他帮儿子谋个“清闲差事”，本意是想让儿子免于上战场，哪怕做个巡街的差役，也比死在战壕里强百倍。

她不曾想，刘重威直接满口应允，就这样，黄茂才连自己都没搞清怎么回事，糊里糊涂去了渣滓洞监狱，当了一名看守。

迎接他的是两个特务头子，他们拍着他的肩低声道：

“小黄，这儿不是普通的牢房，这里的犯人，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你要学会狠，要记住，他们不是人，是祸害！”

起初，他选择闭眼不看，他对待犯人，尽量维持“上级希望看到”的冷酷模样，可即便如此，他心里依旧不安，总觉得哪里不对。

他见过那些被押进来的“犯人”，一个个或瘦削或苍白，却都有一双坚定明亮的眼睛。

他看着他们每天排队打饭、散步、唱歌、咬牙朗诵诗句，甚至有人在牆角悄悄地写东西、传纸条。

他该报告上去，这是职责，可他没有，他装作看不见。

渐渐地，他开始悄悄地在放风时避开他们的交头接耳，甚至有一次，他故意咳嗽提醒某个女犯人别站得太近哨兵。

真正动摇他的，是曾紫霞。

那是1948年，一对情侣被带进了渣滓洞，男的叫刘国志，女的叫曾紫霞。

她眉眼清秀，衣着干净，面色坚毅，登记时，黄茂才无意间得知她是四川内江人，离他老家不远。

更让他意外的是，她曾是财政厅高官的千金，居然投身共产党，抛弃锦绣前程，走进牢笼。

他对她生出了本能的敬意。

几天后的一次送饭途中，黄茂才低声说：

“以后……要是有啥事，需要帮忙的，可以跟我说。”

这句话一说出口，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这是掉脑袋的大事，但他忍不住。

曾紫霞听罢，没搭话，只冷冷瞥了他一眼，黄茂才尴尬地站在原地。

他知道被当作试探、陷阱了，可他不怪她，他清楚，在这样的地方，信任比黄金还稀有。

但之后几天，黄茂才发现曾紫霞开始主动和他说话。

她不直接提任何事，只是聊些家乡的山水、种田的劳苦，渐渐地，她从他口中听出了一个故事。

那个下跪求地主安葬父亲的少年，那个背着母亲挑水上山的少年，那个从未想过“权力”与“特权”为何物的黄茂才。

后来，黄茂才开始在值班时多注意牢房动静，哪怕只是一个眼神交流、一张递来的纸条，他也心领神会。

起初他只是“选择忽略”，到后来，他开始主动协助，递过几张报纸、放下几包药粉，甚至在深夜悄悄地把一封信藏在军装内衬，带出渣滓洞。

他不是革命者，也没读过马列著作，可他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事。

与江姐的隐秘联络

江竹筠被押进渣滓洞那天，黄茂才已经在这座牢狱里熬了不短的日子。

黄茂才看到了名单，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名字，他在特务的酒桌上、训话里听过太多次。

那是毛人凤、徐远举这些人咬牙切齿的“硬骨头”，是让他们夜里睡不着觉的“共产党女魔头”，江竹筠。

黄茂才心里猛地一沉，说到底，黄茂才是个土里刨食的人，骨子里有种朴素的同气连枝，同一个地方出来的人，再怎么也不该被这样折磨。

可他不敢多看，更不敢多说，渣滓洞里到处都是眼睛。

于是他定了定神，照旧板着脸。

起初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交流，黄茂才知道规矩，知道要“凶残”，但他更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只会听命令的少尉。

他在暗处观察着她，每次提审回来，她身上总是新添伤口，可她从不低头。

江竹筠当然也在观察他，她见惯了特务的手段，知道他们最爱玩的就是“拉拢、设套、诱供”。

一个看守突然对你温和，十有八九不是好事，黄茂才的每一次“顺手照顾”，在她眼里都像一团迷雾。

这种试探持续了不久，就被曾紫霞悄悄打破。

趁着一次放风，曾紫霞低声把他的情况告诉江姐，那一刻，江竹筠的眼睛微微亮了一下，像夜里突然有人点了灯。

从那以后，女牢里的人对黄茂才的态度有了细微转折。

江姐会在点名时故意站在离他近一点的地方，会在送饭时用一句看似无关紧要的话打探他的处境，甚至有一次，她在他转身时轻轻叫了一声“小黄”。

语气很轻，却像一记重锤敲在他的心口，这是承认，也是召唤。

真正让黄茂才彻底“进局”的，是那封要命的信。

那段日子，狱外地下党遭到叛徒出卖，监狱里也不断有人被提审、被指认，谁都知道大屠杀可能就在不远处。

江姐和曾紫霞商量后，决定必须把叛徒情报送出去，提醒组织转移。

信写好那一刻，两人把纸折得很小很小，交到黄茂才手里，那里面装着太多人的命。

黄茂才知道这是把自己脑袋放到刀口上去赌，可他还是点了头。

为了这一次传信，他提前向上级申请休息日进城，穿着军装、揣着信件大摇大摆走出渣滓洞，借着少尉身份避开搜身盘查，直奔重庆医学院宿舍去找况淑华。

第一次碰头时双方都极度小心，他按暗号询问、递信就离开，第二次再去，对方已确认他身份，回信交到他手里，狱内外的线自此接通。

从那天起，黄茂才不再只是“偶尔帮忙”的看守，他成了渣滓洞里一条隐秘却关键的血管。

女牢里的纸条、狱外组织的来信、紧急情报、药品报纸，都要从他这一道关口过。

那半年里，他来回穿梭，像他甚至不敢细看信的内容，只知道那一行行字背后，是活生生的人，是无数人的生路。

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半年时间，他就悄无声息送出了三十多封信件，每一封都像从鬼门关里偷出来的命，直到最后也没被发现。

有人说他是“策反的典型”，可在他心里，那根本不是策反，是被一种更大、更亮的东西照见了。

狱友们提起黄茂才时，会悄悄说一句：“这是我们的人。”

冤屈平反

新中国成立的锣鼓敲响时，黄茂才正躲在家乡的老屋中，对一个刚从渣滓洞回来的“前国民党特务”来说，他太清楚该如何安静地活着。

所有人避着他，甚至有人翻出他当年在渣滓洞任职的记录，说他“曾经负责看押江姐”，更有人咬定他“就是那个动刑的人”。

枪毙的那一天几乎成了定局，可就在公判大会上，黄茂才在人群前突然高喊：

“我为江姐送过信！我不是刽子手！”

那一声嘶吼并未惊动太多人，可负责执行的公安人员却在一瞬间犹豫了，他们担心真的错怪一个好人。

于是枪决被紧急叫停，改为“另行审查”，随后刑期也从死刑缓期改判为无期徒刑。

十五年，黄茂才就这样在沉默中老去，他知道，有些真相，埋在墙后、锁在卷宗里，没机会被听见。

直到1964年，他因“改造表现良好”减刑出狱，可无论他怎么努力，他仍然是村里人眼中的“黄茂才”，一个有“黑历史”的人。

他沉默地过着，却不知道怎么证明自己。

直到1981年，那封来自重庆的信，那是黄茂才人生第一次，被组织以“同志”的身份正式邀请。

卢光特亲自迎接，带他走遍江姐的纪念馆，可真正让他泪崩的，是那位早已音讯全无的故人，曾紫霞。

她早已满头白发，可当黄茂才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只说了一句：

“你还活着，真好。”

两人拥抱而泣，三十余年的误解、沉默、伤痕，在那一刻仿佛全都找到了出口。

曾紫霞熬了一个通宵，写下一份长达上万字的报告，黄茂才终于彻底摘掉了“刽子手”的帽子，还每月领取国家给的生活补贴。

真正的英雄不会被永远遗忘，哪怕这个世界曾一度看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