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得闲谨制》编剧兰晓龙接受《环球时报》专访：“多做值得被放进脑子里的作品”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刘雅婷 张妮】编者的话：“像一个人一样死去，像一群人一样前仆后继，我们做的事情没人晓得，我们的子孙与世长存。”这是正在热映的电影《得闲谨制》中，由演员肖战饰演的主角莫得闲在最后扶准机关炮，准备朝日军坦克攻击时喊出的话，震撼了无数观众。《得闲谨制》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钳工莫得闲挺身而出，与戈止镇的百姓奋起反抗、守卫家园的故事。《环球时报》记者近日专访《得闲谨制》编剧兰晓龙，听他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曾创作出《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作品的兰晓龙谈到剧中人物塑造时，特意举了观众对“老太爷”这一角色的深刻分析——“中华民族的象征，象征着我们没有被日本军国主义打倒，才有了今天”。

用平等视角与观众对话

环球时报：为什么会选择将主角设置成钳工这个职业？

兰晓龙：我把男主角莫得闲设定为钳工，其实是因为我一直对中国的军工人很感兴趣。莫得闲所处的那个年代，军工水平肯定不如现在，但他作为金陵机械厂的普通钳工，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很难得的实际操作人员了。在那个年代从事军工行业的人，其实是最痛苦的一群人。因为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钳工也不是造物主，连最基本的原材料都很难获得。所以我选择写钳工，最重要的原因是《得闲谨制》除了是百姓抗战的故事，我心里也隐隐把它当成一个军工故事在讲述。

环球时报：电影是以百姓视角来讲战争故事，您以往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作品也采用了类似的视角。您觉得这种创作方式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兰晓龙：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每一句台词、每一段戏，都尽可能和观众建立一种一对一的交流，甚至是一种实时的交流，直到我们达成同频。很多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写剧本”，而是在面对一个具体的人说话。在这种交流里，我不想教育你，也不想说服你。并且前提是我们双方平视，谁也不仰视谁，也不俯视谁，以此作为交流的起点。

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让人觉得我“喜欢写小人物”。但其实并不是我偏爱小人物，而是我希望在创作中实现一种平等。

“肖战和得闲的基底很像”

环球时报：电影里男主角叫莫得闲，他儿子叫莫等闲，再加上片名《得闲谨制》，这几个名字里您想表达哪些层次的含义？

兰晓龙：首先我很喜欢“莫”这个姓。“莫”这个字本身就带有否定的一层意思，也可以引出很多不同的含义，其词语组合天然会形成一种双重、甚至多重意义。我一直很喜欢哲学家康德提出的“二律背反”概念，它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我觉得莫得闲这个人物，在很多行为表现上其实很符合“二律背反”原则。所以不管是莫得闲，还是莫等闲，你都可以从中读出多重含义。网上有人解读说，“得闲”代表的是战乱之中人们对和平和安稳生活的期待。其实更简单的解读比如在宜昌话里，莫得闲其实就是“没得空”的意思，而“得闲谨制”，本身就可以理解成“有时间的话，就好好做事”。

至于“莫等闲”，他其实是我在另一部作品里已经出现过的人物，我在这里算是埋了一个彩蛋。

环球时报：男主角一开始只想守护自己的小家，钳工修炮只是他的工作，后来自愿加入战场、转变为守卫国家。您是如何设计这个人物的？您觉得演员是否很好地诠释了莫得闲的性格特质？

兰晓龙：莫得闲一开始其实不是“想活”，而是“求死”。但如果他死了，老太爷也会去死，他为了让老太爷活下来，只好自己活着。结果他活下来了，还有了家。莫得闲给家里做的家具和工具，如通火条、菜刀都锋利无比，完全不像一个正常家庭会使用的，放在战场上能当武器。这些细节说明，他心里一直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创伤——他觉得当年自己没有去拼，所以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

所以莫得闲本质上是一个受过巨大创伤的“暖男”。我所说的“暖男”是指一种对世界的态度，即不要把别人当作宣泄情绪的垃圾桶。莫得闲在这一点上是成立的。他情绪崩溃了，会自己跑到山上骂自己，但不会把情绪发泄到别人身上，他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而肖战和得闲的基底很像，都是“暖男”——不把别人当情绪垃圾桶，而且都是专心的聪明人。

环球时报：老太爷在电影中有好几次都险象环生，最终活到了最后。您为什么要这样设定这个人物？

兰晓龙：老太爷在这部戏里，你完全可以把他当成一种情绪，或者说一种中国的“先祖文化”。老太爷更像是一个“活着的先祖”，是一种被图腾化了的存在。我为什么要去伤害一个图腾呢？那是绝对不能伤害的。我还看到有很深刻的一种分析：把老太爷进一步理解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象征着我们没有被日本军国主义打倒，才有了今天。

“所有历史都是现代史”

环球时报：和您早期的作品相比，您现在对战争、历史题材的理解有没有发生变化？《得闲谨制》算不算是您的突破和转型之作？

兰晓龙：我现在对战争历史题材越来越倾向于另一种理解——“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也正因为这样，我现在在创作这类题材作品时，基本上是以“所有历史都是现代史”为前提来理解的，我会越来越要求它在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之间达成一种统一。这也是我看到当下美国等国家文化领域出现高度碎片化的分裂状态，所感悟到的一点。

我其实不太愿意去定义“创新”和“突破”。真正的转型，应该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在我们这个行业，转型往往伴随风险。我自己有过这种教训——当年有部作品风格转变得太快，很多观众直接“闪了腰”。所以我觉得在创作时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诉求和方向就够了。改变和进步，本来就是一个慢慢发生、边界并不清晰的过程。

环球时报：在媒介形态不断变化、表达方式越来越多元的当下，如果要贴近现在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观众的审美，您觉得创作还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调整或创新？

兰晓龙：我认为，这件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大家得坚持去做一点像样的东西。现在微短剧等各种新形式的作品类别发展都很迅猛，也导致长剧的声量看起来可能有些减弱，这跟我们自己没能持续输出足够优秀的精品有很大关系。有两样东西，人往往会挑剔：一个是吃到嘴里的东西，一个是放进脑子里的东西。所以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要尽可能多做一些值得被放进脑子里的作品，并且要坚持往下做，不能停。等到观众想看好看的作品时，我们能随时提供精品出来，而不是让观众发现没得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