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刘伯承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董振堂：现在请刘总参谋长讲话

把他叫做“军神”，真不是捧他，那是拿命换来的名号。

可就在1934年那个秋天，这位“军神”竟然被当场“拿下”了。

这事儿听着就邪门，一个能打仗的，偏偏在最需要打仗的时候，被剥了兵权。

故事得从江西瑞金说起。

那会儿，中央苏区正被国民党上百万大军围得跟铁桶似的，第五次反“围剿”打得天昏地暗。

红军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指挥部里，天天吵得不可开交，煤油灯的烟把墙都熏黑了，地图上的红蓝箭头更是画得乱七八糟，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慌。

吵架的一边，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四川人，从辛亥革命那会儿就拎着枪干，一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实干家。

另一边，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

按说是个“洋专家”，可他那套战法，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实在是水土不服。

李德的主意是啥呢？

叫“短促突击”，说白了，就是让你顶着人家的枪林弹雨，去冲人家修得跟王八壳一样硬的碉堡。

他还提出个“御敌于国门之外”，意思是我们别让人家打进来，就在苏区边上跟人家拼消耗。

刘伯承一听就火了。

他在地图上比划着，嗓子都快喊哑了：“咱们红军靠什么起家的？

靠的是灵活，是跑起来打，把敌人遛得团团转，在运动中找机会一口一口吃掉他们！

现在你让我们去硬碰硬，拿战士们的命去填碉堡，这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

他这辈子打的仗，都是这么打赢的，这是刻在骨子里的经验。

可那时候，李德是“圣旨”，他说的话，博古这些最高领导是言听计从。

李德压根听不进刘伯承这套“土办法”，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夹着德语，指着刘伯承的鼻子骂，说他这是“游击主义”，是临阵脱逃。

胳膊拧不过大腿。

没过几天，一纸命令就下来了：免去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让他去红五军团当个参谋长。

这可不是简单的官大官小的问题。

总参谋长，是整个红军的“大脑”，负责运筹帷幄；军团参谋长，只是一个军团的“师爷”。

这一下子，等于把他二十多年打仗琢磨出来的东西，全给否定了。

那份憋屈，那份对红军前途的担忧，像石头一样压在刘伯承心口。

但他啥也没说，没骂娘，也没撂挑子，就那么默默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一个人往红五军团的驻地去了。

红五军团那时候驻在兴国城外的一座破庙里。

刘伯承到的时候，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早早就在山门口等着了。

“欢迎刘总长！”

董振堂大步迎上来，一把握住刘伯承的手，那力道，那眼神，没有半点虚情假意，全是打心眼里的敬重。

董振堂这人，是从冯玉祥的西北军里出来的，参加了宁都起义才加入红军。

他是个粗中有细的汉子，性格耿直，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在他看来，官帽子可以随便换，但一个人的本事和功劳，是写在历史上的，谁也抹不掉。

眼前这位，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喝过洋墨水，在南昌城头放过第一枪，浑身上下九处伤疤，那才是红军真正的“宝贝”。

第二天，红五军团开营以上干部会，要布置转移。

按理说，刘伯承是新来的参谋长，做个动员报告，顺理成章。

破庙的大殿里，干部们坐得整整齐齐，一个个腰杆挺得笔直，都盯着主席台。

他们还不知道上头的人事变动，只听说有位中央来的大首长要讲话。

董振堂站起来，扫了一眼台下，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门喊道：“现在，请刘总参谋长给我们讲话！”

“总参谋长”！

这五个字一出来，整个会场都静了一下。

刘伯承自己也愣住了，他抬头看了一眼董振堂。

董振堂也正看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坚定和信任，好像在说：在我这里，你永远是总长！

刘伯承心里一热，本来想解释一下自己的新职务，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他懂董振堂的意思。

眼下战局这么紧张，人心浮动，稳定军心比什么都重要。

个人的名分、委屈，在革命大局面前，算个屁！

这是明白人之间的默契，不需要多说一个字。

于是，刘伯承站了起来。

他那只炯炯有神的独眼扫过台下一张张年轻又迷茫的脸。

他没提自己的事，一开口就直奔主题。

“同志们，”他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砸得清清楚楚，“我看啊，咱们最近打的仗，不能叫‘打仗’，得叫‘挡仗’。

我们是在拿身体硬挡。

那敌人呢？

他们也不是‘打仗’，是‘滚仗’。”

“滚仗”？

“挡仗”？

底下的人都听懵了，这是什么新词儿？

刘伯承用手比划着：“敌人人多、枪好、炮多，他们不跟你玩虚的，就修着碉堡，跟个大石碾子一样，一寸一寸地往前滚。

我们呢？

就傻乎乎地站在前面，用胸膛去挡这个石碾子。

同志们说说，这能不吃大亏吗？”

话糙理不糙。

这么个大白话一说，李德那套听着玄乎的“短促突击”，瞬间就现了原形。

台下的干部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之前在战场上吃瘪，那种有力使不出的憋屈劲儿，根子原来在这儿！

接着，刘伯承把当前的局势简单剖析了一下，最后斩钉截铁地下了命令：“现在情况很清楚，我们必须马上跳出这个包围圈，到外线去！

部队打了这么久，我知道大家都很累，但现在不是歇的时候。

都回去，马上动员，准备出发！”

整场讲话，没有一句抱怨，没有半点颓丧，全是冷静的分析和果断的部署。

这番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迷糊的红五军团，也像一把火，重新点燃了大家的斗志。

干部们看着台上这位独眼将军，心里的敬佩之情，那是油然而生。

董振堂为什么敢顶着压力，坚持叫刘伯承“总长”？

不光是佩服他的指挥艺术，更是因为他早就听过关于刘伯承的那些“神话”。

那是1916年的事了，快二十年前了。

刘伯承在四川丰都指挥护国军作战，一颗子弹打过来，正中他的右眼。

人被送到重庆一个德国人开的诊所，德国医生一看，说这眼球非摘不可，不然命都保不住。

但问题是，那会儿的麻药技术不行，一打麻药，可能会伤到脑子，人就傻了。

才24岁的刘伯承躺在病床上，眼睛蒙着纱布，平静地对医生说：“别打麻药了，你直接割吧。

我脑子得留着。”

德国医生都惊了。

手术开始，没有麻药，那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在眼眶里割肉。

为了不让自己疼晕过去，也为了分散注意力，刘伯承竟然在心里默默地数着刀数。

手术做完，德国医生累得满头大汗，看着眼前这个血人，问他：“你不疼吗？”

刘伯承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疼啊，怎么不疼。

不过我数着呢，你一共割了72刀。”

那个德国医生当场就傻了，他围着刘伯承转了好几圈，最后冲他竖起大拇指，用生硬的中文说：“你…

你不是人，你是‘军神’！”

从那时候起，“军神”这个外号就传开了。

这份硬气，这份能把剧痛当成数数游戏的意志力，才是董振堂真正佩服的地方。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因为一个职务变动就倒下？

刘伯承被撤职后没多久，广昌战役打响，红军死伤惨重，彻底证明了李德那套“御敌于国门之外”就是个笑话。

中央苏区最终没能守住，红军被迫进行那场史无前例的大转移——长征。

在长征路上，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刘伯承的军事才能重新得到了信任和重用。

他再次担任总参谋长，指挥红军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一次次把部队从绝境中拉了出来。

至于董振堂，这位在破庙里力挺刘伯承的汉子，在1937年初的西路军作战中，兵败高台，战至最后一刻，壮烈牺牲。

而刘伯承则继续走下去，他用那只仅存的眼睛，看遍了中国的战场，也看到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