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人王进喜：曾被毛主席邀请参加国宴，后葬八宝山，其后代如何？

1970年十一月的北京已见寒意，301医院楼道里的灯彻夜不熄。几位专家守在病房门口，他们知道，里头那位躺在床上的人，名字写进了共和国的工业史。王进喜的生命时钟正在滴答，病榻旁却仍摆着几份刚送来的钻井数据。医生摇头，他却执意要看。走廊里，有人叹一句：“铁人还是那股拼劲。”

回想十年前，黑龙江松嫩平原的另一头还是荒原，不少地质队员在风雪里架帐篷。王进喜带着1205钻井队到达萨尔图，干群们甚至没有一口热水。钻台刚竖起就遇井喷，他跳进泥浆，用身躯压住喷口的画面后来被摄影记者抓拍。照片传到北京，《人民日报》用半版篇幅刊出，读者信像雪片飞来，“铁人”两字由此定型。

可王进喜并非天生强悍。二十年代的玉门，干旱、饥馑、眼盲的父亲、沿街讨饭的童年，把一个十斤娃磨成了瘦黑少年。十五岁进矿井，初学时常把钻具摔折，他背地里苦练，指节磨出老茧。解放后成为钻井队长，他提出“月上千、年上万”的指标，玉门工友嘀咕“这人疯了”，年底数据贴在公示栏，嘀咕声变成掌声。硬扛指标的性格，也给身体埋下隐患。

1964年十二月，人民大会堂气氛庄重。会议结束后，周总理把王进喜留了下来。毛主席生日筵席人不多，工人代表只有他。落座时，毛主席微微一笑：“今天谈谈工作，也吃口家常饭。”王进喜激动到脚尖发麻。席间，主席询问井队状况，他答得干脆。会后他给同事写信：“主席让我多保重，我答‘一定完成任务’。”信短，却折射出骨子里的质朴。

国宴邀请书随后寄到大庆，他却把事情压了三天才请假。“井口正紧，不好意思走。”这是他给领导的解释。第三天井队稳住产量后，他才动身进京。宴会上，陈毅元帅朗声唤他“王铁人”，桌旁外宾频频侧目。有人问他日进尺为何能破纪录，他咧嘴答：“办法只有一个——死拱硬钻。”

这样拼的代价很快到来。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上文革初期的无端批斗，他咳血却不肯停。家属劝医治，他摆摆手：“大庆离不开人。”直到七零年夏天完全站不住，组织才紧急送京，确诊骨癌晚期。消息保密，他仍要求把病房改成临时“作战室”，每日报表照样批。医护惊叹，又无奈。

十一月十五日夜，他的呼吸骤然虚弱。临终前留下一句低声嘱托：“井队别耽误。”随后心电图划成直线，年龄定格在四十七岁。八宝山革命公墓迎来新墓碑，碑文只有四个大字——“铁人精神”。下葬那天，北方风大，数百名石油工人自发来到北京，鞋面沾满泥，站成一排，没人喊口号，只听呼啸风声。

王进喜身后留下五名子女。有人猜测铁人家会享特殊待遇，结果传出的消息让人意外。最大的女儿王月琴报名进了大庆井队，一身蓝工装与同事无异，甚至多年住集体宿舍。她常说一句：“父亲拿不起特权这口井，我们也不能开。”长子王月甫大学学成，同样回油田做现场工程师，参与大庆稠油开发项目直到退休。次子服役后被分到基建工程兵钻探部队，再转入塔里木前线。在那个戈壁深处，他重复着父亲当年的动作——扳把、接杆、下钻。外界询问“为什么不去机关”，他的回答干脆：“夹克口袋揣不下石油臭味。”

相比之下，小女儿和幺子选择了普通岗位。一个在地方教育局做会计，一个在邮政点守夜班。五个孩子多年没向组织提过住房、调级、补贴，唯一一次集体出面，是替父亲捐出生前的300元存款，连同47斤粮票，交给玉门老矿区的孤寡工友。铁人遗孀王兰英晚年身体欠佳，子女轮班照顾，不要护理费。地方领导探视，她摆手：“别铺张，家里喝大庆白开水就行。”

时代往前推，铁人精神并未被尘封。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庆油田技术革新，需要拆旧立新，“1205”标号搬进展览馆。众多年轻工程师围观那台老式井架，有人随口问：“王进喜是谁？”培训讲师回答：“就是让你们知道，设备落后也能日进尺一千二。”一句话，教室里安静了半分钟。

诸多油田之外，铁人故事也在列车、军营、厂矿口口相传。甘肃玉门至今还保留着王进喜旧居，墙壁斑驳，却常有人写留言：试想一下，一个十五岁学徒如何撑起万米深井的数据曲线？院子里贴着他早年的誓言——“不怕困难”。短短四字，比几十页安全规范更能震住年轻工人。

有人说，经济结构变了，功臣神话难再出现。但在钻探、隧道、航天等高风险行业，每逢考核节点，总有人提这位铁人。“要是王进喜在，会怎么干？”一句反问，往往让会议室沉默。一种精神，被反复提起时，说明它仍有生命力。

王进喜已去世半个多世纪，他的后代低调，他的故事朴实。他们没有选择躺在荣誉簿页，而是继续在井架、工厂、戈壁做一颗普通螺丝钉。倘若铁人泉下有知，大概也只会轻声一句：“这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