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去世时，没人通知毛主席，毛主席知道后大怒，亲自去坟前

1948年的深秋时节，西柏坡的枣树叶子全部掉落。毛泽东刚刚批完淮海战役的电报，忽然想起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马蹄声了。他随口向警卫员问道：“老侯？怎么这段时间没见到他遛马？”警卫员支支吾吾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说出这样一句话：“侯登科同志……上个月已经去世了”。毛泽东手中的铅笔啪嗒一声掉落在地图上，墨点正好染红了徐州所在的那个地方。

现在可能没有几个年轻人知道侯登科了。他是河南上蔡县黄埠镇的人。他比毛泽东大五岁。在长征的时候他跟着队伍担任马夫的工作。在1934年红军过草地的时候，有一次毛泽东发烧到了40度，老侯把仅有的炒面省下来熬成糊糊，自己去啃树皮。他饲养的小黄马后来在延安累死了，毛泽东特别叮嘱要完整地埋葬，不允许剥皮吃肉。这样的情谊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官兵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最为体现出真情实感的是转战陕北那段艰苦的日子。毛泽东骑着小青马翻山越岭，有一次马掌掉落，老侯在崖边敲打了很长时间，手冻得如同红萝卜一般。毛泽东想要下马步行，老侯着急地直摆手说道：主席您腿脚不好，我背着您走也要把马掌钉好！之后到了西柏坡，组织上想要给他提升官职，他憨厚地笑着拒绝说：我只愿意伺候马，看到马奔跑得欢快，比当官还要觉得畅快。

1948年3月的那次分别早有预兆。毛泽东在前往西柏坡之前，专门到马棚让老侯骑着小青马一同前行。但是老侯却把马让给了年轻的战士，自己收拾包袱打算步行。之后毛泽东跟警卫员说，老侯这个人如同韩越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 。

在战争时期的西柏坡，每天都需要处理好几百份电报。侯登科的葬礼显得非常不起眼。追悼会是由任弼时主持的，朱德亲自去抬棺。可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敢去打扰正在指挥三大战役的毛泽东。直到那一天的傍晚，毛泽东突然想起要找老侯聊聊家乡的枣树，这才发现老朋友已经不在了。

有材料提及，毛泽东在当时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轻声说道：再忙也该跟我说说！老侯可是个好同志！他一生对于工作不嫌弃麻烦、不害怕吃苦，不要名声和利益。这话听着好似是在责备工作人员，但是其中蕴含着更为深重的自责。他也许在懊恼，自己让这位老哥哥走得如此孤单。

后来毛泽东坚决要去上坟的场景十分令人揪心。坟头位于西柏坡后山，新的泥土还没有长出草来。毛泽东把军大衣脱下来垫着，直接坐在冻土之上。警卫员想要打手电，他摆了摆手说：让老侯好好休息休息，他这一生太吵闹了。在暮色之中没有人看见他的表情，只听到他小声地自己跟自己说话：你说要给我做一辈子马夫的，说话不算数……。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在这场特殊的悼念当中，存在着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工作人员认为，马夫的丧事不应该去打扰统帅。而毛泽东心里所想的是，革命情谊和官职大小没有关联。如同他之后跟地方官说要照顾侯家后人的时候所说的，老侯没有成家，革命就是他的家。

侯登科离世之后，那匹小青马被送往北京动物园养老。到了1962年，它自然死亡。它的马皮被制作成标本，放置于延安纪念馆内。这样的结局好似某种隐喻：最为平凡的陪伴，最终都化作了历史的注脚。

现在前往西柏坡纪念馆，可以看到侯登科磨马掌的铁砧。工作人员常常指着旁边毛泽东坐过的石凳说道，主席当年就在此处陪伴老侯聊天。实际上石凳是后来补做的，原本真正的石凳早已被雨水冲刷消失了。但是游客们还是喜欢触摸它一下。有些故事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所蕴含的温度。

这么一思考，历史在某些时候还颇为公正。它也许无法记住所有马夫的名字，可是总会为真情实意留出一处空间。如同之后毛泽东对护士所说的：老侯在喂马的时候常常哼起上蔡小调，那比我所写的诗要动听。这种跨越阶层的彼此了解，或许比任何丰碑都更贴近革命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