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王进喜参加晚宴，周总理领他入座，王进喜：是不是搞错了？

1961年初春的黑龙江草原依旧刺骨，钻机旁却一片蒸腾水汽。王进喜抬头望着塔架，风雪像用力的刷子，不停拍打他的棉衣。这一年，他已在荒原上折腾了两个寒暑，仍不知道“铁人”这个外号什么时候落到自己头上。

与他同宿舍的钻工刘宝柱悄悄嘟囔：“真能干成吗？”王进喜随口回了两个字：“得成。”简短，生硬，却透着倔强。油田还没出油，可他已经认定——中国一定有自己的“大油盆”。

回想两年前的1959年秋，北京“群英会”灯火辉煌，他第一次坐火车进京。下车后望见街头煤气包公交车晃悠悠驶过，汽包里膨胀的煤气像一只被迫充作汽油的囊袋，这画面狠狠戳痛了他。

那趟北京之行，除了一枚“先进生产者”奖章，他带回的更多是羞愧和火燎般的急迫。他暗自想：要让公交车喝上自家的原油，靠空洞口号没用，得真把油搞出来。

1960年春，勘探队甩来一张令人心跳的岩芯记录：大庆近郊推测储量惊人。十几个钻探点像大旗插在图纸上。消息传到玉门、克拉玛依，每支队伍都像闻到火药味，一个劲往东北赶。

设备却是老问题。吊车一共三台，还散落在千里之外。王进喜把人手分组，用工字钢和枕木拼成简易滑道。没有吊臂，就靠肩膀；没有履带，就拖拽。三天三夜，四十多吨的钻具被硬生生抬进井场。

水源更棘手。零下三十度，周围白茫茫，河面冻得像铁板。王进喜拿着钢钎跳进冰沟，敲开冰层引水。裤腿马上结出硬壳，他顾不上换，一脚踩得咔咔作响。有人劝他先烤烤火，他摇头：“井口不开钻，比冻脚更要命。”

就在那段时间，他的左脚被钻杆砸骨裂。队医让他卧床，王进喜索性把床板搬到井场旁，拄着拐杖指挥。泥浆泵突然搅不动，钻头随时可能报废。他丢掉拐杖，跳进泥浆池赤手搅拌。冰渣混着泥浆糊在脸上，他把脸一抹，嘿地笑了一声，“省台花钱买搅拌机？我们自己就是搅拌机！”

1960年9月26日清晨，井口喷出黑色雾柱。原油汩汩流进导油槽，众人激动得嚎叫。王进喜却只是看了眼表：上午七点十分。这个时刻他记到生命里，像在心头钉下一颗铆钉。

随后的统计让国家工委大松一口气——大庆储量列入世界级油田。对外依赖骤降，中国工业看到真正的底气。

1964年12月，王进喜又一次进京，不同的是，这次胸口别着金黄烫金字的代表证。他穿着那身灰色中山装，被工作人员领上人民大会堂二楼。宽敞宴会厅里，果盘、香烟、细瓷茶杯一字排开，光是香味就让他有点发怵。

桌牌上赫然写着“王进喜”三个字，摆在主桌最中间。他愣住，拉住领位员：“是不是搞错了？”对方低声一句：“周总理亲自安排。”这四个字像锤子砸在胸口，他没敢再吭声。

掌声起处，周恩来总理迈步走来，先为王进喜拉开椅子，随手按住他的肩膀示意就座，然后笑着说：“石油工人也得坐头排。”王进喜紧张得双腿夹板似的，缓缓坐下。

短暂交谈里，周总理询问大庆原油日产、炼油厂配套、输油管线进度。王进喜一一回答，语速仍旧带着西北腔，“现在日产八千吨，再给半年，破万没问题。”总理点头，但强调安全，“速度要紧，安全更紧。”

宴会尾声，毛主席步入大厅，浓重湖南口音一句：“油多好办事。”说完伸手拍了拍王进喜的胳膊，“铁人呐！”这一掌并不重，却像把千斤担又压到他肩上，让他既激动又慎重。

此后，大庆模式被迅速推广，克拉玛依、胜利、辽河等油田陆续上马。到1973年，全国原油产量突破五千万吨，百姓终于不用为汽油票发愁，部队装备也告别“烧炭”时代。

王进喜却没停步。1970年，他带队改造1200型钻机，钻速提高近三成。有人劝他休息，他只说了一句：“国家油罐还没装满。”

1976年11月15日，王进喜病逝于北京，年仅47岁。葬礼那天，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为他降半旗，数万名石油工人自发戴着黑纱默哀。

一串数字留在档案里：自1960年至逝世，他参与和指导的井队累计打出原油三千多万吨，相当于新中国前十年全国总产量的四倍。人们从此习惯把他称作“铁人”，并把那两个字写进石油工人誓词。

今日行车路过京哈高速加油站，油枪里流出的，依旧有当年大庆地层深处那条黑色河流的血脉，王进喜曾用肩膀、心脏、乃至生命，为它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