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周报》刊登了一个胖胖的“毛泽东”，其背后有两种可能

1937年8月的东京，神田神保町的街头翻着最新一期《周报》的读者突然停住了脚步——版面中央，一位身着中山装、面相丰腴的“毛泽东”正对镜头微笑。那年，《卢沟桥》事变刚过去一个月，硝烟味还在东亚上空徘徊，日本舆论却抢先点名了这位在华北战事中几乎没露面的共产党领袖。照片怪异，引发一连串猜测，也揭开了一场隐秘的情报与宣传较量。

彼时，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共军队的印象支离破碎；八路军的番号尚未家喻户晓，红军更像是一支“藏在山沟”的游击队。正因为信息稀缺，《周报》那张“富态毛泽东”在岛内迅速传播。有人拿着杂志议论：“原来共产党首领这么养尊处优？”短短一句市井闲谈，道破了摄影背后的心思——刻意削弱红军长征留下的艰苦形象。

追根溯源，这张照片出自波多野乾一之手。此人毕业于东京帝大的东洋史学科，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已被视作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专家”。他向《周报》一次性提供两张影像：一张是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拍摄的真实照片，另一张则来路不明却画质更佳。《周报》最终选了后者，理由再简单不过——版面效果与政治需要兼得。

日本军方情报机关对红军的正式跟踪始于1928年7月。驻长沙领事递交的密报里写道：“’朱毛’拥有兵员数万，步枪五千余，火力充足，不可轻视。”然而接下来的九年里，新情报寥寥无几。直到全面侵华后，八路军夜袭平型关、伏击雁门关等战例令大本营震动，情报口才被迫把目光投向陕北。速度赶不上需求，信息缺口就用想象来填——波多野的伪照片于是成了“止渴”之水。

在日本国内，伪造照片并非孤例。国民政府曾以同样套路在《中央日报》连载《红匪真面目》，把红军画成魁梧凶狠的食人恶鬼。不同的是，蒋介石手里握有一手资料，只是选择性披露；而波多野更多时候只能“脑补”。他后来出版的《延安水浒传——中共高级领袖解明》把朱德比作“宋江”、彭德怀写成“李逵”。书中人物脾性、履历七拼八凑，学术价值几近于零，却因为戏剧感强，一度卖到脱销。

值得一提的是，波多野本人并非彻头彻尾的政宣机器。他跟梅兰芳相识于1930年代的上海，战后又陪同梅兰芳在东京举办京剧专场，为恢复民间交流出过力。双面身份令他在学术、文化、情报三界游走，也让真假难辨的作品蒙上更复杂色彩。有人揣测，他在提供照片时未必意识到后果，只想迎合媒体对“高清大图”的渴望；也有人坚称，他深知其用意，是主动配合军部制造认知迷雾。

“照片里那位同志根本不是毛主席。”1938年冬，延安窑洞里，斯诺将《周报》影印件递给周恩来，只换来一句轻描淡写的回应。对话不过几十秒，却显示出陕北高层对国际舆论的洞察：与其纠结一张假照，不如利用敌人对我了解不足这一点，继续在战场和外交双线做文章。随后，《新华日报》在武汉发表英文通讯稿，附上斯诺1936年拍摄的标准侧影，悄然修正了外界误读。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宣传部门愈发感到力不从心。八路军、新四军屡屡袭扰交通要道，丰腴的“毛泽东”形象与前线指挥若定、身形清瘦的真实领袖形成强烈反差。情报员向上级报告：“敌首脑行踪多在山地，体态绝不肥胖。”船到江心补漏，已难挽回误导带来的尴尬。

从技术层面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暗房足以把任何五官“移花接木”，然而在长征、苏区、延安一线摸爬滚打的干部，多数脸上刻着风霜。假若真正接触过红军，想必不会把革命领袖塑造成“富商经理”。正因如此，伪照片既泄露了日方信息链的断裂，也反映出当时东亚舆论战的粗糙：图像先行，事实滞后，误导再由政治需求包装。

战争结束多年后，波多野乾一在回忆录里提到那次供稿：“如果当时拿到斯诺的底片，我会用那张。”不知这是一句补救式自辩，还是年事已高的学者对学术尊严的迟来惋惜。真实与虚构，一旦混杂在历史节点，就难以完全分离。

抛开个人动机不论，照片事件暴露了侵略者对对手的认识局限，也昭示了信息不对称下舆论操控的风险。假象或许能蒙蔽一时，却终究敌不过战场传来的枪声与电台里的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