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的景德镇,窑火映红夜空。62岁的章文超把厚厚的棉衣往身上一裹,又一次站到巨幅瓷板前。他压低声音自言:“还有三天,必须完工。”没人想到,一周后,毛主席儿媳邵华就会推门而入,说出那句令他终生难忘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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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拨回1937年。6岁的章文超随外婆逃难来到景德镇南门码头,投靠以画瓷谋生的二叔章鉴。那年战火正炽,孩童的画笔却在残瓦旧瓦之间找到了颜色。为了生活,小小年纪的他一会儿画翎毛,一会儿帮人挑柴,日子艰难却从未丢掉画板。外人常感慨:“这孩子下笔,像是瓷板自带了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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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周令钊绘制的毛主席像。18岁的章文超站在收音机旁听广播,心底第一次涌起信念——要把领袖的神采留在瓷板上。几年之后,他进入轻工部陶瓷研究所,练技更练心。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研究所突然下达任务:三天内绘制一幅高两米的毛主席肖像,用于市庆活动。章文超几乎没合眼,咖啡都顾不上喝,硬是在第三天清晨把画送进展厅。那是他第一次面对公众呈现毛主席像,掌声让他充满力量。
真正的考验发生在1968年。安源纪念馆需要一幅直径六米的巨型瓷画头像,模板是《毛主席去安源》。428块编号瓷板铺满体育馆地面,他每天在瓷板上穿行上万步。考虑到敬重,他只穿袜子下地作业。夜里灯光昏黄,他常跑到看台审视全貌,确认一笔一划都对得住原作。整整五天,每天不到三小时的合眼时间,画终于成形。揭幕那天,一位老人攀到题字旁,泪声哽咽:“就是这个模样!”那一刻,所有疲惫一扫而空。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来,全国悲痛。章文超受命绘制遗像,手握画笔竟不停颤抖。画完最后一道黑框,他把笔往地上一放,转身伏案啜泣。那年秋天,瓷都的雨特别多,仿佛天空也在哀悼。
进入90年代,市场风潮滚滚而来,不少外商开出高价邀请他出国作画。章文超只回一句:“绿叶离不开根。”1993年,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他取出珍藏已久的照片,决定再绘一幅大尺寸瓷像。这一次,他给自己设下更苛刻的标准:色泽要温润,目光要坚定,连发梢的层次都得精准。作品入选纪念展。
展览次日,厂长匆匆跑来:“老章,邵华和毛新宇到了!”章文超愣住,只听邵华诚挚地说:“章老师,特来向您致谢。”随行的毛新宇鞠了一躬,现场寂静。“能被主席亲人收藏,是我的荣光。”章文超的声音发哑,却掷地有声。那天,他握着邵华的手,眼圈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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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开,不少国际友人慕名而来。1995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看到这幅瓷像,先是仔细端详,随后竖起大拇指:“像极了!”旁人听得清清楚楚,仅三个字,却胜过万语。几年后,一位英国政要也在展厅里停步,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评价:“稀有的东方艺术。”章文超仍然拒绝外聘,坚持“作品离不开景德镇的土与火”。
岁月流转,老人头发花白,孩子们接过画笔,继续在瓷板上勾勒人物。有人问他最想留下什么,他答得干脆:“把毛主席的形象画准、画真、画活,这件事值得一直做下去。”画室窗外,窑烟升起又散去,而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容,依旧神采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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