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腊月,冷雨敲打江南小镇的屋檐,一群青壮在昏暗的柴房里交头接耳,领头的少年叫施亚夫。没人想到,四年后,他会披着伪军中将军衔,将一盒香烟塞进粟裕警卫员的手里,挡下敌人布好的天罗地网。
施亚夫的出身并不体面。父亲早逝,十三岁就往砖窑搬坯讨口饭吃。风里来雨里去,他对剥削两个字有了刻骨的痛感。1928年春,家乡的农民武装举旗而起,少年一头扎进去,槌子当枪扛,打的虽是土匪,可心里已认准了“穷人得翻身”这条道。按照花名册,他那年刚好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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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年,他跟着地下交通员进山、渡河、钻稻田,好几回险些被搜山的宪兵堵住。1937年“八·一三”硝烟未散,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突击抓捕地下党员,施亚夫失手被捕。十五个月的牢饭没能磨掉他的机灵,日军攻占南京时,监狱乱成一锅粥,他混在难民里脱了身。
逃出来的人,总得有落脚点。他拉拢了三百来号同乡刀枪手,给队伍起名“江西抗日先遣队”,在苏中一带活动。可单打独斗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恰在此时,汪精卫集团急缺兵源,派员下乡招募。施亚夫察言观色,干脆“顺水推舟”把队伍包起来,连夜改制伪军。“人数?三百?没问题!”他笑呵呵地把半酣的日伪军联络官按在酒桌上,填了个足够漂亮的数字。很快,他顶着少将衔,成了苏中地区最年轻的伪军师长。
外人只当他攀上高枝,却不知一张红色联系图早已铺开。他对手下放话:“兵是自己的,枪是敌人的,弹药也先拿来再说。”短短一年,弹药库暗暗转运了上百箱给苏中军区。汪伪头目还在夸他“忠诚可靠”,殊不知暗门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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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9月,日伪军决定对新四军第一师发起一次“取首行动”。情报显示:只要能一举斩掉粟裕及各路科长,苏中抗战将骨无存肉无附。这套计划从上海司令部一直层层密电下达,封锁得密不透风。为了让幕后主使安心,日军特地在泰兴备下一个“埋伏会场”,名义是举行军事联席会议。
正当日伪军掰着手指算日子时,施亚夫找上了负责护送日伪军公函的一名老兵,递过去一包日本产“三五”烟。烟盒里暗藏一张极薄的宣纸,写着三行蝇头小字:“日方已掌握干部动向,会议会后即分路围歼,速布防。”字底用碘酊涂了隐形暗号,只要烤一下就会显红斑。他吩咐老兵:“送给粟师长,言我敬佩他的身手。”老兵没多想,收了烟就走。
1942年9月29日夜,黄桥以南的稻田飘来第一阵秋意。会毕散场,粟裕倚着门柱抽烟,他总觉得空气藏着什么阴影。警卫员跑来递上那盒“三五”,憨憨地眨眼:“师长,伪军送的好烟。”拆开一看,薄纸贴在滤嘴处。烤灯一照,红字跳了出来。粟裕面色一凝,声调压到嗓音最低点:“马上传令,干部全部折回,通讯台一律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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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甫出,第一师各部电波像骤然掐断的琴弦,夜色静得瘆人。与此同时,日伪军步骑分队已经分三路急进,却扑了个空。等他们巡到原定伏击圈,只见月光下稻谷沙沙,连个挂阶条的小卒都找不到。粟裕事后回忆:“要是再晚半小时,电台一开,敌人完全能定点截击,我们就被拆成散沙了。”
这次化险为夷给了日伪军当头一棒,但施亚夫的处境反而更紧张。1944年新年刚过,日本联络官小林通过电台窃听,捕捉到“有内鬼”的蛛丝马迹。小林谨慎行事,没有声张,而是准备让施亚夫“自投罗网”。他约了几位伪军师长在泰州会所打牌,桌上推杯换盏,故意将“奸细线索”透露一半,引得众人将眼光齐刷刷投向正在外面查哨的施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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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悄悄传到施亚夫耳里,他清楚再拖即死,当夜给苏中军区发出紧急密电,请求统一安排起义。两天后,伪军师长再邀他去“听取作战部署”,实际上要一举擒拿,他却带着事先布置好的连队,踩着凌晨三点的冷风杀到北城门。城门警卫见是“自家人”开车来,没敢多问,直接放行。四点,起义大军已汇入新四军独立团,伪军师长带着一个营追出十多里,被迎头火力压了回去。
施亚夫带来的兵员与轻重火器,正好补上苏中军区当时的缺口。军区决定新设抗日纵队,由他出任司令员。自此,这位打了多年“潜伏牌”的少年,终于可以举着红旗日行正道。粟裕专程写信致谢,信中写道:“一次香烟,救我百人;一场起义,益我全师。”言辞不多,却情真意厚。
有人问过施亚夫,为何宁冒九死一生混入敌阵。他笑答:“枪不长眼,可人有心。拿敌人的壳,装自己的胆,值。”这句话听着轻,却像一颗子弹钉在那段硝烟岁月的木板上——普通人的名字也能在血与火中留下深深的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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