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台湾老兵返乡，得知妻子已再嫁，询问现任丈夫：我能带她走吗

1993年3月12日清晨，台北松山机场的登机口，人群涌动。七十二岁的董万华拎着一个旧皮箱，手心渗汗——这趟航班，将把他送回阔别四十五年的故土。飞机尚未起飞，他已想好见面时的第一句话，却没料到等待自己的，是另一种结局。

董万华祖籍广东，1921年生。八岁那年，霍乱夺走双亲，恶运将他抛进县福利院。院里衣食无忧，却谈不上温暖。一本破旧《古文观止》陪他度过少年岁月，字里行间，他学会了隐忍和倔强。

1940年春，征兵通告贴满街头。那一年就业艰难，二十岁的董万华索性报名。因为识文断字，被分到国民党第四军军部当文书。枪炮声虽然远，但乱世从未离开视线，他明白纸上岁月并不长久。

也是在那一年，他在南京太平路一家书店遇见邵玉华。两人同时伸手去取《浮生六记》，纤细与粗糙交错的一瞬，故事就写下开头。邵玉华家在江南，出身书香，谈吐温婉。茶馆里，她轻轻问：“你也喜欢沈复？”董万华点头，只回了一个“嗯”，却是此生最长情的回答。

数月交往，两人情愫暗生。邵家父母坚决反对：军人前途未卜，女儿怎可托付？然而爱情的执拗胜过规矩。1942年初，邵玉华拎着小包，趁父亲赴扬州讲学之际，悄然离家，与董万华在军部旁租房成亲。翌年，长子呱呱坠地，夫妇俩为他取名“思源”。

日子刚泛出光亮，1948年冬，军令突至：第四军文书处整体调往镇江。董万华收起被褥，只安慰妻子一句：“最多半月，我派勤务兵回来接你们。”临别那夜，雪落无声，邵玉华把儿子裹在怀里，目送丈夫消失在巷口。

半月未至，战局骤变。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第四军溃散，董万华凭借文书身份跟随残部退到上海，旋即被船只带往台湾。那一次登船，他甚至来不及写信。一晃十余年，海峡成为最深的鸿沟。

在台北，退役后的董万华先后做过抄写员、校对员，日子清贫，却把每月薪水的一成存进邮局——他笃信总有归期。朋友笑他痴，他只淡淡一句：“我要攒路费。”没人知道，一封未寄出的信，他重抄了整整十五遍。

政策松动的消息传来，是1992年的秋。台北街头开始出现“探亲申请表”，董万华第一时间递表，排号三千多位。熬到翌年春天，他终于获准。动身前，他请退役同袍林耀庭托人打听妻儿下落。数周后，回电只有简短一句：“人在上海，已改嫁。”

飞机抵上海虹桥，三月的风带着湿意。接机口，邵玉华与五十岁的思源并肩而立。白发与皱纹击碎了想象，三人默默相视，反倒一句寒暄也说不出口。良久，邵玉华低声道：“家里已备好饭菜，先回去坐坐吧。”

张燕华站在屋门口迎接。他大董五岁，务实寡言。早在娶邵玉华之时，便听她坦白过“前夫未归”。张燕华当时只说：“我照顾你们，等他若能回来，我绝不拦。”多年夫妻，感情虽淡，却有恩义。

席间推杯换盏，客套话说尽。沉默游弋在热气里。终于，董万华放下酒盏，声音有些颤：“张先生，可否让我带她去台湾？那边，我早置了小屋，想与她与孩子一起住。”一句话，像刀割开空气。

“当年我答应过。”张燕华抬眼，目光里夹杂复杂情绪，“只是玉华的选择，我不替她做。”邵玉华低头，手指紧扣桌角。她知道董万华这些年过得不易，也理解张燕华的付出。沉默良久，她缓缓道：“我不走了。孩子、孙子都在这里，我走不开。万华，你回台湾也要好好过。”

董万华怔住，嘴唇微动，却终究没再劝。那一晚，他在旧旅馆辗转到天明。次日，他去书店买了《浮生六记》，在扉页写下“赠玉华——共此一书，君安”十字，请思源转交，随后登上返程飞机。

多年以后，弄堂口仍能见到张燕华推着老伴散步的身影。路过的邻居偶尔听到老两口闲聊——话题常绕到那个远方老人。邵玉华会轻声说：“他还好吗？”张燕华点点头，“应该好的。”谁也没再提那年饭桌上的一问一答。

董万华则在台北文山小屋里，种下一排桂花。每到九月，花香袭人，他就搬把竹椅坐到门口。有人问：“老董，你怎么总盯着那条小巷？”他笑笑：“等风。”风过桂花，携着淡淡的江南味道，够他安心度过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