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对印作战，印中将扬言10天打垮解放军，7800字捷报发往新德里

1954年深秋，印度国防部的一场酒会刚散。新晋少将毕·诺尔·考尔仍意犹未尽，面对几名年轻军官，他神采飞扬：“十天，足够把中国人打回山里。”掌声稀落，却没人当场反驳。那一夜的豪言，八年后会在高原战火中被无情撕碎。

进入1959年，中印边界摩擦日益频繁。德里街头的报纸不断炒作所谓“向北推进”，总理尼赫鲁迫切希望树立强硬形象。于是，资历平平却深谙政治技巧的考尔开始扶摇直上——从总参谋部调研员，到第四军军长，不过三年。对外，他是“桑赫斯特高材生”；对内，他更是尼赫鲁远亲。战区将领明知此人纸上谈兵，却不敢多言，军心自此埋下暗雷。

1962年9月，印军在东北边境加紧堆兵。阻雪山、缺公路、欠补给，却硬要“前进”，各师团官兵怨声载道。军需处给出的数字赤裸：每个士兵仅有二十发备用子弹，冬装仍在加尔各答港口。考尔在临时指挥部里却一再催促：“步子必须迈大一点。”司令部电台时常夜以继日地忙碌，只为将这些指令传到山口。

10月6日清晨，考尔乘米-4直升机抵达东北第七旅驻地。寒风刮得机翼直响。旅长达尔维准将迎上来，眉头紧锁，“我们的口粮和弹药顶多够十天。”他压低声音，“如果中国人突然转守为攻，麻烦就大了。”考尔拍拍对方肩膀，笑得轻松：“十天？那么正好，十天足以教他们认输。”一句话，帐篷里顿时尴尬。

当晚，考尔命令第七旅以两个连强攻我军尺冬小哨。此时哨位仅一个排坚守，却硬生生挡住数波冲锋，夜色中火光连成一线。47名士兵牺牲后，按照西藏军区命令，剩余人员突围。印军终于占下高地，考尔喜不自禁，立即要求向新德里报喜。

电台里嗡鸣不断。考尔口授捷报，情绪亢奋，细枝末节一股脑倾泻——地形、缴获、战果乃至“我方士气高涨”的形容，全塞进一封加密电报。密文长达七千八百字。连续八小时发送，报务员累得双手发麻，险些晕倒，最后竟由达尔维亲自顶替。此时，另一侧的印军团部急需与后方联系，却因频道长期占用被迫静默。

17日，北京，中南海灯火通明。中央高层会议上一致决定：对侵入的印军实施自卫反击。当天清晨，西藏、四川两大方向的部队接令。筹划已久的作战方案像折尺一样展开——打快，打狠，打痛。

10月20日凌晨，雪线被炮火照亮。克节朗河谷的印度前沿阵地瞬间失声，三小时内便被52师穿插切断。西山口、瓦弄、高原小镇索巴两侧呈一字连动，四面插旗。第七旅被甩成散沙。达尔维被迫带残部向北攀至海拔18500英尺的悬崖，冻风刀子般刮脸。66小时无补给，他最终走出林间，却一头撞进解放军哨兵的口令圈。此时印军已出现成建制溃逃。

瓦弄方向更为惨烈。考尔急火攻心，再次亲赴一线。缺氧、高烧、混乱命令如走马灯，结果一个整旅被54军包圆歼灭。撤到山口的官兵屈指可数。战斗第九天，考尔打回总部，音调嘶哑：“暂时收缩，等待增援。”增援却被雪崩式溃兵堵在山路上。所谓“十天”，成了前线全面崩盘的代名词。

11月20日夜，中国政府对外宣布停火并主动后撤二十公里。印军得以喘息，却要统计残破军表——七个旅损失过半，伤亡被俘总数过万，仅吉大港港口俘虏营就塞进三千九百余人。德里街头再无“捷报”可寻。

1963年春，印度国防委员会秘密质询。调查报告共十六页，核心一句重量级结论：考尔在战役准备、指挥、补给三方面皆犯下不可饶恕失误。同年8月，考尔被勒令提前退役，军号注销，养老抚恤一并停发。他愤怒地四处陈情，却无人再伸援手。

相比之下，达尔维回国后选择动笔。他的《Himalayan Blunder》用二十多万字剖开整场败局，直指政治干预和高层盲动。书稿在1968年初次印刷便被官方急令收回，仅少量样本流入民间。达尔维对家人嘱咐：“记住，别去招惹北方那个国度。”这句话，远胜考尔当年的十日豪言。

后来的史料显示，对印作战中，解放军3人机枪组一度穿插至印军炮兵营纵深，俘虏百余人，缴获山炮两门。类似插曲被西方记者记录为“lightning raids”。而在北京的战果统计会上，有位参谋递交数字：32天作战，歼敌4.5万余，俘虏近4000。数字干脆，没有修饰。

当年酒会的狂言早已散作烟尘。7800字电文，如今只剩军史档案中的冗长密码。10天打垮中国军队的“战略估算”，在高原的雪线下化为讽刺。考尔被遗忘，达尔维深思，尼赫鲁黯然，唯有那场寒战仍在警示：纸上声势，抵不过山风中的一声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