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革命岁月里,每一张老照片都是一段历史的切片,藏着抉择的重量、相守的温情与使命的担当。这些影像串联起不同个体的命运轨迹,也拼凑出一个民族在风雨中求索前行的壮阔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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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6年学者在日本发现的、顾顺章存世极少的清晰全身照。
1927年,顾顺章穿着军装,立在欧式风格的建筑台阶前,站姿笔挺、神情严肃。此时的他,还是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长”的革命骨干,是当时中共在上海工人运动中的核心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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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他率工人纠察队参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一度是中共早期重要的军事干部;但仅两年后的1931年,他在武汉被捕后迅速叛变,因其掌握中共中央大量核心机密(包括领导人住址、地下组织架构),直接导致中共中央机关被迫紧急转移,多位地下工作者被捕牺牲,是中共历史上危害最严重的叛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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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44年延安的一张全家福:晋察冀军区骑兵团团长范昌标坐在木凳上,怀里抱着年幼的长子范峪森,妻子齐勇(野战旅骑兵团卫生所调剂员)站在一旁,手臂轻搭在丈夫肩头,三人都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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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距离抗战胜利只剩一年,范昌标是从长征走出来的老红军,曾率侦察部队突破乌江天险;妻子齐勇则在卫生所一线救护伤员,夫妻俩以“战场并肩”的方式相守。这张照片没有精致的布景,只有木凳、黑布背景与一身旧军装,却把战争年代里“战士+家人”的双重身份,揉成了最朴素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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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春,上海鲁迅家中,萧红(左)梳着双马尾,发梢系着蝴蝶结,穿条纹旗袍衬得眉眼清秀;萧军(右)身着中式短褂,手臂自然搭在萧红肩头,两人神态平静却透着亲近——此时的他们刚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在鲁迅的帮助下开启新的创作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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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是萧红、萧军两人带着东北的苦难记忆抵达上海,经友人介绍结识鲁迅,鲁迅不仅为他们的作品(如《生死场》)作序推介,还常邀他们到家中交流,这张合影正是在鲁迅家的客厅拍摄的。彼时“二萧”既是文学上的伙伴,也是生活里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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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38年萧红与丈夫端木蕻良在西安的合影,萧红裹着毛茸茸的外套,头戴圆顶帽,嘴角扬着轻快的笑;身旁的端木蕻良穿厚棉衣、系着围巾,手臂交叉搭在身前,眉眼间是舒展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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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萧红与萧军分手,在武汉与端木蕻良结为夫妻,后随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至西安。此时抗战烽火正盛,西安是后方的中转枢纽,两人虽身处动荡,这张照片里的笑容却透着暂时的平和。不久后他们便前往重庆,后续又辗转至香港,萧红的创作也始终带着流亡与孤独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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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萧军与第二任妻子王德芬在延安桥儿沟的全家福,身后是陕北特有的窑洞门洞,萧军身着简洁的白色短袖,王德芬穿素色短衫,两人一同护着怀中的孩子,孩子手里还攥着小物件,衣衫朴素得近乎日常,可眉眼间的平和笑意,是战乱中难得的生活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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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萧军抵达延安,后与王德芬结为夫妻,桥儿沟是当时延安进步文化单位的集中地(鲁迅艺术文学院曾驻于此)。在延安期间,萧军一边参与文艺座谈、创作《论同志之“爱”与“耐”》等散文评论,一边以普通革命者的身份融入集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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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定格了中国现代史上三位至关重要的奠基人,他们分别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核心。照片中的三位人物由左至右依次是: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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