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列强要求中国承认数亿两白银的欠单，主席大手一挥：不还

一九五〇年一月的北平刚刚飘过一场瑞雪，外交部院内却因一份厚厚的英文账册而气氛紧绷。英、美两国代表递上文件，自信满满地提出：“贵国需立即确认并偿付旧中国积欠列强的银元与债券，合计十三亿两白银。”陪同会见的年轻翻译愣了几秒，才把原话转述给正在批阅电报的周恩来。周恩来自座位抬头，只说了一句：“先收着，回头请示主席。”短短十四字，已透出新政府的底气与谨慎。

这笔债务的由来并不神秘。自一八四二年签署《南京条约》起，清廷在屈辱中接连向列强赔款、举借外债，太平天国、甲午海战、庚子事变，每一次战败都像一把利刃，把国库割得血流不止。以一八九五年的《马关条约》为例，赔款白银二亿三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十年财政收入。更雪上加霜的是，北洋政府为了对外争端和军备，加起利息又举新债；南京国民政府则在“以战养战”的口号下继续对外举债，到抗战全面爆发时，账目已如乱麻。换言之，那本摞在谈判桌上的“欠单”，几乎记录着近百年的山河屈辱。

列强代表敢拿旧账来敲门，是有盘算的。其一，他们认定新中国急需国际承认，外交上会被动；其二，殖民旧思维作祟，觉得中国换了旗号却依旧无力抗拒经济绑架。更直接的利益是，如果把欠单兑现，伦敦、华盛顿的投资商即可瓜分一笔巨额赔偿。有人甚至预估，若按利滚利算法，债务可翻到二十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全国年财政收入数倍。

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完周恩来的汇报，沉默片刻，笔尖轻敲桌面，发出“笃笃”声。他忽然笑了笑，说道：“谁签的条约，谁自己认；不公平的账，中华人民政府概不买单。”不到五十字，定下了新中国对旧债务的总方针。当晚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进一步明确：不平等条约全部作废，列强债权概不承认，对等贸易与和平协商另当别论。

列强使团先是错愕，随后转向施压。英美旋即对中国大陆实施贸易禁运，禁止战略物资经香港、马来亚转口；法国、荷兰等国在东南亚水域加紧巡查，对从广州湾、海南岛出的货轮层层拦截。英国远东舰队甚至递交备忘录，威胁要在长江口“保护航运自由”。这套老剧本在一八五〇年代的炮舰外交里相当灵验，但一九五〇年它失效了。解放军海防炮兵在江阴布阵，一声令下，击退闯入警戒线的英国紫石英号，外电惊呼“中国动真格了”。

制裁并未令中国退让，却让香港暗潮汹涌。有意思的是，商业奇才霍英东利用自己在九龙船坞的渠道，偷偷把十余批药品、光学仪器和钢材送到广东沿海。英国殖民当局震怒，直接在九龙仓库贴封条，限期审讯走私者。霍英东淡淡回应：“我只做合法生意，对客户是谁不便透露。”多年后，他成为首批全国政协港澳委员，这段往事才见光。

与此同时，苏联同样摆出要账姿态。朝鲜战争爆发前夕，莫斯科电报列出一笔相当于八十六亿卢布的军火与工业设备欠款，请求中方五年内清偿。这是两国在一九五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框架内的正式贷款，性质不同于旧列强赔款。中央研究再三，决定顶着国内自然灾害与外汇枯竭的双重压力，分期付款。结果，第一辆国产十吨卡车驶下长春第一汽车总装线时，最后一批债务票据也在国库打上“已付”字样，兑现了承诺。

对外强硬并非一味拒绝，而是分清公道。建国之初，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因历史遗留问题与中国也有边界或财务纠纷，周恩来团队采取“存异求同、逐步谈判”的策略：凡属对等签署、互惠可行者，悉数承认；凡属列强施压、胁迫欺诈者，一概作废。到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再度重申这一原则，亚非国家为之侧目。加纳代表尼克鲁玛会后感叹：“中国不欠列强钱，却欠世界一个榜样。”

西方学界多年后推算，如果新中国照单全收，仅利息就会拖垮财政，工业化恐怕要推迟两个五年计划。恰因“干干净净地站起来”，中国得以把有限资金先投向鞍钢、长春一汽、长江大桥等重大战略项目，为后来的工业体系打下骨架。用经济史学者的评价来说：“拒绝赔款，是中国摆脱半殖民地锁链、迈向现代化的第一脚。”

值得一提的是，那本欠单并未就此销毁，而是被外交部作档案封存。上世纪九十年代，研究人员在库房翻阅时看到，扉页仍清楚盖着各国领事当年的红色蜡印，其中英帝国公使馆的签名最为显眼。档案旁另附一张薄薄的宣言——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由周恩来总理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对此前中国历代政府在外国强权压力下所签订之一切不平等条约概不承认；任何以此为依据索取赔偿之要求，均属无效。”

从纸面到现实不过寥寥数语，却让百年屈辱划上句号。那一挥手，是法理层面的宣示，也是新中国向世界发出的第一声底线警告：这片土地，自此不再是任人宰割的“东方病夫”，也绝不会用人民的粮食去填补旧制度的债坑。只要债务冠以“侵略”与“强权”的名义，就注定收不回一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