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陈独秀第三子得到毛主席的照顾，陈松年感叹：自家地位变了

1953年2月20日，寒意尚未从长江岸边褪去。毛主席坐在驶向安庆的小火轮上，望着江面雾气，自言自语：“陈仲甫的孩子现在怎么样？”同行的安徽省委机关人员听得分明，却没人敢随意作答。短短一句话，让一个沉寂多年的姓氏重新进入国家视线。那天夜里，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紧急翻找档案，才确认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仍住在城郊一处老宅，靠修补旧书本和帮人誊抄账册糊口。

两天后，陈松年被请进地委大院。这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外套，略有些局促。听完传达后，他愣了半晌，只挤出三个字：“当真吗？”工作人员递上30元抚恤金，解释“按照烈士家属待遇，每月发放”。他接过纸钞，指尖微颤，喃喃道：“地位……真的变了。”这句近乎自言自语的话，传到在场人耳中，说不出的复杂。

得到照顾前，陈松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回溯十年——1942年5月27日，父亲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家破、人散，年仅27岁的他成了陈家惟一在世的男丁。父亲弥留之际只留下一句“落叶归根”，听来简单，做起来却步步惊心。那个年月，日本人盘踞大半江山，若让外界得知运灵柩南返，难保不会被拿来作文章。于是陈松年索性将棺盖刻上“陈乾生”三字——这是父亲在安庆教书时用过的别名，外人几乎无人知晓。

抗战胜利后，时局依旧混乱，可机会终于出现。1947年6月，一艘不起眼的小船从重庆悄然启程，经长江而下。陈松年身体孱弱，却一路寸步不离棺木。船到安庆，他以极简仪式将父亲安葬在龙眠山麓。至此，陈独秀自1913年离乡出走后，生前回不去的地方，死后终于回去了。

祭完父亲，他跪在坟前，想到一家人零落的命运，眼眶发红。17岁那年，大哥陈延年牺牲；19岁那年，二哥陈乔年授难；如今连父亲也草草离世。陈松年突然意识到，自己肩头背的是整个家族的名字。

兄长的牺牲，在许多共产党员眼里耳熟能详，但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却像蒙了一层薄雾。1927年6月，国民党上海特务在公共租界无预警逮捕陈延年。一张竹签穿过指缝，一根钢鞭抽向脊背，“姓名、党内职务”逼问声声；可他只咬牙说一句：“不知道。”29岁的热血青年被推上刑场，临刑前高唱《国际歌》，眉头不皱半下。那天，他身边还有路过的店员、挑货的小工，他们从此记住了一个“陈延年”的名字，却不知道他是陈独秀长子。

大哥走后不到一年，二哥陈乔年也折在相同的城市。枫林桥边，刀光闪过，26岁的躯体倒在法租界的青石路上。有人说，陈乔年被捕时仍宣称“我姓王”，甚至笑着对审讯者说：“浪费口水，不如省省。”有人问他最后一句话究竟是什么，答复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并未透露任何组织机密。

两位哥哥对父亲的政治路线并不认同。早在国共合作时期，陈独秀坚持“右倾”策略，认为激化矛盾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生存；延年、乔年却主张武装自保。多次争论后，父子间隔阂像刀口越拉越大。五大代表会议间隙，曾有人亲眼见到陈乔年与父亲擦肩而过，二人连招呼都不打。局外人很难理解这种家族纠葛：一个是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一个是青年运动先锋，他们都想救国，却各走各路。

陈独秀被捕、出狱、再被囚，最后在江津贫病交加，消息传来，不少旧友婉言慰问。“独秀可惜啊。”他们叹息一声，随后投入新的战斗。可在陈松年心里，那是父亲、也是曾经的精神灯塔。落魄景象，他看得真切，却无力扭转。父亲停灵河畔的时候，他甚至凑不出一口像样的棺木，靠朋友东拼西凑才办好后事。

时针转回1953年。当陈松年领到第一笔抚恤，他没有第一时间拿去买米面，而是先到父亲墓前摆上一束白菊。他低声说：“爹，哥哥们，总算有了交代。”随后拿出铅笔，在墓碑的“乾生”旁轻轻写下“仲甫”，又擦掉，再写“独秀”。他不知道该留下哪一个，只好暂时空着。

一个月后，新学期开学。安庆一中的录取名单里，出现了一个叫“陈皓”的男孩——陈松年的长子。学费由那30元补贴中匀出。上课第一天，老师例行家访时，陈松年坦言：“孩子别传我是谁的儿子，他得靠自己。”说罢，他关上木门，轻轻长叹。对他而言，财富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摆脱昔日标签带来的心理枷锁。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并未因为陈独秀早年路线分歧而否定其历史贡献。早在1945年的七大上，他就公开评价“陈独秀是党早期的主要领导，错误应批判，功劳亦当承认”。可这句话直到1950年代，才一点点传到普通百姓耳里。对陈松年来说，30元补助更像是一枚印章，印着“过去的事情可以翻篇了”。

岁月滚滚。1960年，龙眠山墓碑上新增刻字，“陈独秀之墓”六字刀痕醒目，替代了当初的“乾生”。安庆地方志记载，落款时沿用了生前字号“仲甫”，后经家属商议，再次改为“独秀”，理由是“名从其显，便于后人识别”。群众议论纷纷，有的说“总算名正言顺”，也有人摇头，“他不听儿子，两条年轻命呀”。喧哗终归平静，碑前青草一年比一年高，香火一年比一年盛。

1990年秋，80岁的陈松年静静走完人生。临终前，他嘱咐子女把父兄遗像放在床头，“一家人在一起”。陈家后辈已有人成为大学教师，有的从军，有的做医生。提起祖辈，晚辈语速不快：“家里故事多，但都成过去了。”偶尔有人追问，长辈只答一句：“书上写得比我们说得清。”

执行陈松年遗愿时，家属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父亲墓侧。墓碑正面没刻豪言壮语，只写两行：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字迹朴实，像他们的命运——跌宕此生，覆在尘土之下，却留下一串清晰年谱，告诉世界：在风云激荡的年代，有人选择思考，有人选择抗争，也有人选择默默托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