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到室外散步，听闻周恩来来了立即回避：总理太忙！时间宝贵

1960年10月的一个深夜，中南海灯光透亮，门口站岗的战士裹紧大衣也能感到秋风中的燥热。灯火里的人，是刚结束外事谈判的周恩来。那天他握着厚厚一摞文件走进西厢值班室，顺手又要了一杯凉水。就在同一时刻，距中南海不到两公里的住处，王树声刚伏案批完东海前线的军事简报。警卫员见首长眼圈泛红，劝他早点歇息。王树声随口一句：“总理那边还亮着灯呢，咱不能先倒下。”轻描淡写，却透出对周恩来近乎本能的敬重。

周恩来与王树声的交集，远不止同在延安的指令和红头文件。1938年冬，皖西山沟里一次战地会议，第一次把两人拉近。会后，周恩来拍着王树声的臂膀低声叮嘱：“你要保重身体，鄂豫皖还等着你。”一句话，年过而立却依旧倔强的王树声，突然有了长辈般的关怀感。此后每逢紧要关头，他都下意识找总理报告，报完才安心。

也正因为这份信任，王树声的终身大事被周恩来放在心上。1943年中央党校的周末联欢，灯下的杨炬让这位大将心跳失控。唐明春的几句打趣点燃了勇气，然而直接告白的“冲锋”却把姑娘吓得落荒而逃。尴尬之外，王树声更多的是手足无措。消息传到延安保健处，傅连暲想起周恩来的托付，当即坐镇“调停”。几次接触后，杨炬发现王树声字迹遒劲、谈吐朴实，心中的芥蒂才慢慢松动。抗战尚未结束，两人已决定携手。整件事，被周恩来笑称为“最节省组织成本的一桩喜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工作强度节节攀升。有人统计，他平均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最长连续工作三十三个小时。王树声深知这一点，所以但凡总理召见，他必定提前候在门口。一次，王树声刚理了一半头发，警卫报告周恩来车队临近。他抖落脖子上的碎发，拔腿就走，留下一脸茫然的理发师和被风掀开的围布。理发师后来打趣：“大将军跑得比新兵还快。”

1972年初，王树声因连日操劳胃部隐痛，医生建议住院观察。夜里，他忽然记起总理可能来电，便叮嘱警卫：“电话铃一响，甭管几点，把我叫醒。”这句话后来几乎成了病区的口头禅。第二天真有电话，警卫却心疼他没忍心吵醒。清晨得知，王树声火了，“心疼我可以，但你们心疼过总理吗？”质问声在走廊回荡，值班护士都噤若寒蝉。

同年八月，周恩来体检被确诊癌症。医生要求日饮两千毫升水，他却总在会见和文件里耗掉时间。工作人员递水，他轻摆手：“喝多了占用时间，多跑洗手间不好看。”这并非推辞，而是他对一分钟价值的计量。可当王树声病情加重，周恩来听闻后仍硬生生挤出一个多小时，驱车前往医院。病床前，他握住战友的手，声音低却清晰：“树声同志，我代表党中央来看你。”短短一句，阔别数年的战友情瞬间拉回最初的战火岁月。

1973年1月7日清晨，王树声停止呼吸。医护人员刚盖好白单，已显疲态的周恩来在病房外站立许久，无言。那天夜里，他的工作记录仍显示十八小时。东郊机场、外事会见、国务院例会，一项不落。有人问：“您身体受得了吗？”周恩来轻声道：“还有很多人没享受到和平，我算幸运的。”

周恩来生命最后十八个月，行程表密密麻麻，不少时间段只用斜杠标注“睡十分钟”。1974年3月26日至27日，他整整连接了二十三小时会谈、迎接、政治局会议。医护团队焦急却无奈，因他的签字事关对外援助及国内数十万人就业。王树声去世周年纪念那天，周恩来在文件扉页写下“时不我待”四个字。字迹比往日沉重，用的是钢笔而非毛笔，显得锋利中带着倦意。

1975年初夏，北京连下三天雨。气象记录显示湿度高到让油墨都难干，可国务院小会议室里依旧堆着新文件。秘书偶尔抬头，会看见周恩来用清凉油在太阳穴轻轻一抹，再提笔。在场的年轻参谋私下议论：“总理把一分钟掰成两半用。”类似的感慨，王树声生前说过无数次，他甚至把“别占用总理时间”写进了家训，要求儿女务必要守时守约。

王树声生前常常散步放松。一次进入中南海南门附近的小园子，他远远看到周恩来和外宾的车队，即刻调头。警卫疑惑，他只摆手：“别让总理寒暄，几分钟他能批好几份文件。”旁人听来过于严肃，但那正是军人对总理最高级别的体贴。

英雄相惜，本不需要多言。一个主动让路的细节，一个午夜待命的承诺，便已足够说明两位老战友的默契。周恩来和王树声，一个以时间丈量责任，一个以行动守护敬意。幕布落下，他们留给后人的，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分秒必争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