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35岁精神病女子杀害27岁女邻居一审判死缓；为何不是死刑？受害者家属如何抗诉？律师解读

12月20日下午2时，27岁海归女子王某雅遇害第555天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法官敲响法槌作出一审宣判称，被告人梁某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

法官为何这样判，王某雅母亲该如何进行法律救济？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采访了知名律师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胡磊。

关于精神病——

精神病人被判处死刑需要视情况而论，法律规定少杀慎杀

胡磊律师介绍说，刑法的核心原则是“罪责刑相适应”，即刑罚必须基于犯罪事实、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来确定，而非单纯的情绪或舆论压力。

在中国刑法体系下，精神病人犯罪的处理有明确规定：如果行为人在犯罪时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则不负刑事责任，通常会采取强制医疗措施；如果仅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部分责任），则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但仍需承担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刑法的专业主义——保护社会安全的同时，尊重医学鉴定和人权原则。

他说，对“精神病杀人该判死刑吗”这个问题，他的观点是不宜一概而论，死刑适用于极少数极端恶劣的情形，但对精神病患者适用死刑需极为谨慎，甚至在多数情况下应避免立即执行。

他说，在这方面来看，刑事责任能力的评估是关键。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只有在行为人完全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如预谋、残忍手段、多人受害）时才适用。对于精神病患者，如果鉴定显示其在犯罪时处于发病期，责任能力受限，法院通常会从轻处罚。

胡磊律师称，该案中被告人梁某滢被鉴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正是基于其精神状态的考量。如果贸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仅可能违背“疑罪从无”和“从轻从宽”原则，还可能引发司法公正的质疑。

他称，公众情绪往往对受害者深表同情，比如该案中无辜的王某雅及其家庭，这完全可以理解——杀人行为带来的悲剧是不可逆的，社会需要正义。但刑法专业主义要求不能让情绪主导判决，否则会滑向“以牙还牙”的境地，而非法治。

死刑的目的是震慑和预防，但对精神病患者而言，根源往往在于疾病而非主观恶意。判处死刑可能无法有效预防类似事件，反而忽略了精神卫生体系的缺失。如果行为人如该案般有明显的精神异常迹象（比如敲门扰民、幻觉等），更应通过强制医疗和社区干预来防控风险。国际上，许多国家（如美国、欧盟成员国）对精神病犯罪者倾向于无期徒刑或终身监禁结合治疗，而非死刑，这体现了人文关怀。中国近年来也在死刑适用上趋于严格控制，最高人民法院强调“少杀、慎杀”，该案的死缓判决正体现了这一趋势，那就是既惩处犯罪，又给予改过机会，同时通过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确保社会安全。

曾做过多年记者，亦曾接触过多起冤错案件的胡磊律师称，他理解公众对这类案件的愤怒，尤其是当受害者是无辜邻居时，舆论往往呼吁严惩以求“伸张正义”。但作为律师，他必须提醒的是，刑法不是情绪的宣泄工具，如果一味迎合公众，可能导致冤案或过度惩罚，损害司法公信力。相反，通过透明的审判和严格的证据审查，可以缓解情绪，帮助公众理解判决的理性基础。最终，死刑不是万能解药，更好的方式是加强预防，让类似悲剧不再重演。

他认为，死刑对精神病杀人者并非绝对禁止，但应作为最后手段，且优先考虑从轻因素。如果完全无责任，则根本不谈死刑，专业主义要求忠于法律和证据，而非情绪宣泄。

关于如何监管——

多种途径构建包容的精神健康社会

未来针对精神病人的监管，该怎么办？

胡磊律师称，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区对精神病人的管理存在明显短板。该案中，梁某滢的异常行为（如反复敲门、扰民、幻觉等）早在案发前几年就显现，家属、邻居、物业和警方均有察觉，却因患者本人拒绝就医、强制措施门槛高等原因未能有效干预。这反映了常见问题，那就是精神病患者社区融入困难、监护人责任模糊、基层干预机制不完善，导致潜在风险积累，最终酿成悲剧。

针对未来精神病人的监管，从刑法专业主义和预防犯罪角度来看，胡磊律师认为首先应该完善强制医疗制度，现行《精神卫生法》规定强制医疗需经严格程序（如公安或家属申请、医院评估），但门槛较高，导致如该案梁父拨打120却未能送医的情况频发。建议降低基层强制干预门槛，例如授权社区卫生中心或派出所初步评估后快速启动临时隔离观察。同时，增加司法介入机制，对有扰民史的患者，法院可基于邻居投诉颁布“保护令”，强制就医。这能及早防控风险，避免“小事”升级为刑事案件。

其次要建立多方联动体系，包括物业、居委会、警方和精神卫生机构的“网格化”管理。例如，对有精神病史的居民，建立电子档案，定期随访；鼓励邻居匿名举报异常行为，并提供心理援助热线。借鉴国外经验，如美国的“危机干预团队”（CIT），培训警察处理精神危机，避免简单“带离”而无后续。同时，强化家属责任——若监护人（如梁某滢父母）怠于监管，可追究民事或行政责任，以督促他们主动求医。

第三，政府层面要提升精神卫生资源投入：公众情绪往往源于对“患者逍遥法外”的不满，但根源是医疗资源不足。建议增加基层精神专科门诊、免费筛查项目，并推广“门诊+社区康复”模式。对于拒绝就医者，探索“药物监督令”，由法院指定监护人确保服药。同时，加大宣传教育，让患者家属了解疾病（如精神分裂的“无自知力”），减少污名化，鼓励主动治疗。该案中梁某滢多次否认有病正是典型表现，通过学校和媒体普及，能帮助更多人及早干预。

最后，加强刑法与行政法的衔接：对于已犯罪的精神病患者，判决后应无缝对接强制医疗（如该案死缓执行期间的监禁治疗）。同时，预防为主：对有暴力倾向的患者，公安可列入“重点关注名单”，定期评估风险。这不侵犯权益，而是保护社会——刑法专业主义强调“预防重于惩罚”。

胡磊律师认为，刑法不是万能的，构建一个包容的精神健康社会才是长久之计。

关于救济途径——

遇害者母亲5天内可向检察院申诉抗诉，争取二审

梁某滢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消息一出，引发广泛讨论，招来被害人家属和有些公众对量刑是否过轻的质疑。

此前，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采访遇害女子王某雅母亲王女士时，她表示自己不接受死刑立即执行以外的判决结果，否则哪怕砸锅卖铁也要替女儿讨回公道。

针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胡磊律师称，我国刑事诉讼法提供了相应的救济途径。

首先，一审判决未生效，作为近亲属是没有直接上诉权的，但可请求检察院抗诉。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5日以内，有权请求检察院提出抗诉。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请求后5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也就是说，在收到判决书后5日内，王女士应当向成都市检察院提交书面请求，说明理由，比如量刑过轻或鉴定不当等。该检察院必须在5日内决定是否抗诉，如果抗诉，将进入二审程序，届时会由四川省高级法院审理。如遭拒绝，她还可向上级检察院继续请求抗诉。

他说，判决生效后王女士仍可申诉：向原审法院或上级法院提交申诉书，无时效限制，但需新证据证明原判错误，比如新鉴定推翻精神病结论等。申诉成功可启动再审，但难度大，需专业律师协助。

此外，因为一审结束之后王女士撤回了附带民事诉讼，该案民事部分她不能单独提起上诉。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黄平 编辑 刘梦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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