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闲谨制》：从别样的抗日神剧说开去 作者：彭一三

我们常见的抗日神剧，动辄飞天遁地、手撕鬼子，把歼敌拍得像切豆腐一样轻松。这种“爽文式”叙事虽能宣泄情绪，却因假大空屡遭诟病。影片《得闲谨制》则走向另一极端：刻意弱化“神勇”，用怯懦与勇敢的反差、敌我之间的黑色幽默、民众土法抗敌的荒诞与悲壮，把双方人物都拍得有点“倒憨不痴”。看完很难说“解气”，更多是哭笑不得的“悲却”。

老太爷是全片最抢眼的人物之一。年近百岁本该被保护，却偏要提斧追杀日本兵，甚至挥斧砍坦克。从现实逻辑看荒唐可笑，但在影片风格中，这是刻意营造的反差：最老的人反而最不怕死，而一些青壮年国军士兵却在恐惧与逃避中摇摆。

失聪的小孩在枪林弹雨中跑来跑去却安然无恙，现实中几乎不可能，但在影片语境下，更像象征性的“奇迹”：最弱小的生命反而活了下来，仿佛在说——哪怕世界再黑暗，希望仍在。对不少观众而言，它仍是一种“神化”，只不过从“神勇英雄”换成了“神佑儿童”，削弱了战争的残酷感。

日本兵大河原的塑造同样带黑色幽默。他表面温文尔雅，会背“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一副“懂中国文化”的样子，实则伪善残忍。他受伤被戈止镇军民围殴后，其懦弱的本性暴露无遗，却又被轻易放走，向过路的日军队伍报信。这一幕在情感上很“不顺”：恶人未死，正义未伸张。但从编导角度看，这是一种反讽——很多侵略者并没有得到痛快报应，而是带着罪行活下去，阴影长期存在。这种处理更接近历史的冷酷，却也更难被习惯“爽剧逻辑”的观众接受。

那门德国索罗通机关炮是影片的核心道具。炮队溃兵带着这门机关炮从南京保卫战前线撤退到宜昌，又在轮船上炮击鱼雷，再到戈止镇对抗日军坦克，它几乎贯穿整个剧情，虽然象征着抵抗意志的延续，但是炮队人员守着一门残炮几经辗转，脱离队伍，就和莫得闲一家纠结在一起，这样的桥段令人难以置信。结尾字幕还交代，这门炮后来被莫得闲多次修复，又随他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显得太过于荒诞，难免有“狗尾续貂”之感。

从整体看，《得闲谨制》并非传统战争片，而是一部带有作者强烈表达艺术追求的探索片。影片通过莫得闲一家从南京到宜昌的颠沛流离，呈现“家破人未亡”的主题：房子没了，家业毁了，但只要人还在，心中的“家”就还在。结尾莫得闲祖孙几代“浴火重生”的意象，把“保家卫国”的精神延续到后代，构成影片的主旋律底色。

为承载这些主题，影片运用大量隐喻式蒙太奇：彩色与黑白交替，对应现实与记忆、生与死；音乐往往与画面形成反差，暗示人物内心的真实状态；黑猪、寿衣、大炮等道具，也都被赋予超出本身的象征意义。看得出，编导在形式和立意上颇下功夫，试图在抗日题材中做出有艺术深度的探索。

问题在于，电影毕竟是大众艺术的呈现，《得闲谨制》在追求“阳春白雪”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普通观众的接受习惯。很多观众抱着“看一部抗日题材娱乐片”的心态走进影院，却在各种隐晦象征、跳跃叙事和刻意荒诞中感到“不甚了然”。专业影评人可以从镜头、隐喻、结构中读出深意，但普通观众如果第一遍都“看不懂”，自然难以产生情感共鸣。

从这个意义上说，《得闲谨制》既不是传统抗日神剧，也还没有完全找到艺术探索与大众接受之间的平衡点。它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不愿满足于简单的“爽”，而是试图用黑色幽默和象征手法重新审视战争与人性；但它的不足也同样明显——在追求“高深”时，与观众的审美和期待拉开了距离。

抗日题材当然可以拍得更有思想、更有风格，但如果只让少数评论家叫好，多数观众却“看不进去、记不住”，那么这种探索的社会价值就会打折扣。电影要向上走，也要回头看，看观众站在何处。《得闲谨制》的尝试值得尊重，却也提醒创作者：真正成熟的艺术表达，应当是“看得懂”与“看不进”的统一，而不是把观众挡在门外的“自说自话”。

作者简介：

彭一三，1955年生，1971年参加工作，先后担任过银行职员、中学语文教员、教育及文化行政部门公务员等职务。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遵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原副主席、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遵义师范学院、遵义电大、贵州新华电脑学院客座教授。获“首届全国书香之家”称号，其散文、评论作品多次在全国、省市获奖，著有散文、评论集《生活的圈子》，主编纪实文集《红花盛开的地方》，参与主编《我的高考 我的大学》等作品。截至2025年10月5日，已通过“视频号“抖音”、“快手”、“美篇”“微信朋友圈”等网络文化多平台发布电影评论短视频系列108集，产生了很大的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