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哲女儿问罗青长：我父亲是什么人，叶帅给出肯定答复：是党员

1982年初春，北京东长安街的一间办公室里，罗青长放下电话，对面坐着的王若兰显得有些紧张。她问：“罗叔叔，我父亲到底是什么人？”仅这一句，让几个老干部沉默许久。随后，罗青长专程向叶剑英请示，答案只有六个字：“秘密党员，靠得住。”这段鲜为人知的对话，把人们的视线重新拉回到四十多年前的西北战云。

若把时间拨回1935年中旬，陕甘宁一带山河萧瑟。67军军长王以哲带兵刚刚结束与红军的数次交锋，失利的挫败感在军营里蔓延。相较装备，他的部下不缺步枪重炮；相较士气，红军却像一把淬火的钢刀。王以哲反复琢磨：到底是谁错了？一名被俘后获释的团长高福源带来一句话——“敌人不是红军，敌人在东北。”这句话像针一样扎在心头。

九一八的不抵抗，给这位黑龙江汉子留下了终身难解的伤疤。蒋介石屡令“攘外必先安内”，却不给东北军补充装备。王以哲判断：继续跟着南京走，只会再挨一次刀子。就在此时，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秘密接触开始升温，王以哲应张学良授意，在洛川设联络点，对外是军部参谋处，对内却成了红军补给线。枪械、药品、棉衣，一车接一车进了陕北，这在67军内部被称作“暗度陈仓”。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并非不察觉。1936年12月初，他飞抵西安，单独召见王以哲，话锋极硬：“你的电台老和共产党通气，别以为我不知道。”面对质问，王以哲仅用一句“请委座直接与副座（张学良）商量”为自己留足回旋余地，看似恭顺，实则暗藏拒绝。会后他把情况原原本本报告张学良，兵谏之计随即提上日程。

12月12日凌晨，炮声划破古城夜空，西安事变爆发。王以哲在一个小时内连续向中共中央发出两封密电，通报蒋被扣押、东北军部署以及十七路军态度，信息量之大，让延安电台加班破译。很快，中共中央电示“和平解决”方案。缺的正是一股稳住军心的力量，王以哲在军官会上站起身，态度坚决：“不许乱枪，不许私斗，一切听张副司令号令。”他的发言压住了要求处决蒋介石的少壮派，给周恩来争取谈判时间。

然而，牵一发而动全身。张学良押送蒋介石东去后，东北军失去核心，谣言与猜忌像风一样弥漫。“王军长拿了南京的好处，想卖掉副司令。”这种暗语在酒馆、在澡堂流窜。2月2日晚，于文俊等数名年轻军官闯入王家宅院，枪声骤响。临终前王以哲怒叱：“忠于副司令，亦忠于国家！”九颗子弹终结了41岁的生命。讯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叹道：“此人可惜。”

事件余波中，周恩来带着警卫独赴灵堂，敬献一柱清香，以示共党并未授意刺杀。此举既平息了少壮派的仇怨，也堵住了国民党特务的喉舌。不久，蒋介石把东北军拆散编并，十七路军被迫撤出陕西，红军则乘机壮大。失去王以哲，三角支撑局面顷刻瓦解。

为何直到建国后仍对其党籍讳莫如深？一方面，他牵涉的联络网仍有家属在台湾；另一方面，若公开身份，西安事变诸多是非恐再生枝节。叶剑英当年拍板：“事关统战，暂不外传。”王若兰听完罗青长转述，久久无语，只轻轻放下一束白菊。

试想一下，如果1931年沈阳北大营率先开火，东北战局或许另一番模样；如果1937年王以哲不死，华北抗日力量也许更齐整。历史没有如果，但有脉络——从暗中输送子弹，到公开维护和平，王以哲的选择呈现了一个军人由“听命”到“自觉”的转折。正因如此，当叶帅给出“是党员”这句肯定答复时，那不仅是一纸身份，更是一段复杂岁月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