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舒同被撤销职务，毛主席着急：谁叫他下去的？他还是省委书记

1959年9月中旬，北京开往济南的列车刚驶过德州，毛主席靠在软座车窗前，指着随行人员手里的简报说道：“等会儿到了济南，把舒同同志喊来，夏基要见见他。”一句话把车厢里原本松弛的气氛拉紧。没人想到，一年后舒同的姓名会突然出现在“被撤销职务”的电报上，而毛主席那句“谁叫他下去的？”也随之成为党内外热议的话题。

舒同之于山东，绝非简单的调任。1932年春，漳州战役收尾，毛主席在残烟与弹壳之间第一次握住舒同的手。当时主席轻轻拾起一枚空壳：“战地黄花，也有余香。”两人之间的情谊就此种下。后来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的山东纵横，舒同几乎踏遍齐鲁山川，他把书法写在开荒的木板上，也把指挥所设在雪夜的窑洞里。

1954年秋，中央决定撤销山东分局，改设省委，舒同顶替完行李箱里的书卷，对家人说了句“先把书运过去再说”，便登上北上的轮船。济南军区老司令员许世友的旧宅临时成了新家的落脚点，庭院里青松夹着苦菜花，孩子们在土壤里翻出弹片当玩具，老城鼠雀的嘈杂掩不住大院里筹建新工业区的议论声。

1957年7月，青岛湾海风劲烈，毛主席连续三日下海。浴场临时戒严，游客稀少，主席皱眉：“没有群众的海水哪有意思？”守卫忙不迭解释，气氛略显尴尬。当晚，他高烧不退，西药效果有限。舒同听闻，立刻请来济南名医刘惠民。老大夫开下三帖须由舒同爱人石澜亲自煎送。警卫担心安全，舒同只抛下一句：“要是有事，我们夫妻负责。”主席笑道：“就按舒同的来。”三服药下肚，体温果然稳定。那顿谢宴上，毛主席举杯时只提了一件事——以后仍要让群众把海滩“塞满”。

同年秋，毛主席陪澳共主席夏基再访济南。舒同当时在临沂蹲点，夜里驱车赶回。主席把两人拉到一起，先拍照，再闲聊：“我们都是师范出身，笔可以换刀，老师也能带队伍。”一句貌似闲谈的话，其实是把革命经验递到南半球。夏基回去后写信说，“那天我从一个省领导身上看到教师另一种可能”。

紧接着的1958—1959年，山东遭遇连年旱涝夹击，“三年困难”隐约露头。舒同蹲在潍坊、章丘一线跑仓廪、查高粱，他常把自家口粮往灾户堆里掺。地方干部有人背后嘀咕：“省委书记干得像专职救济员。”但舒同没理会。他给儿子写信：“一碗麦汤大过千言万语。”不料，1960年春，中央数份报送材料认为“山东粮棉指标未达预期，主要领导应负责”，随后的文件简单一句：撤销舒同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另行安排。

电报刚到北京，毛主席在怀仁堂看见批件，顿时皱眉：“谁叫他下去的？他还是省委书记！”语速快到来不及记录。几小时后，总书记处紧急开会，决定暂缓人事调整，待查清缘由。与此同时，舒同已请缨去章丘任县委书记。他到县里第一天便下到大寨河工地搬石头，旧疾复发，呕血不止。山东省委接报，请示中央。毛主席批示：“即送省城治疗，疗养期内不得安排重活。”

7月底，舒同住进济南康复病房。医生让他静养，他仍翻文件批示救灾拨款。席间有人劝：“部里很快有调令，您先歇歇。”他摆摆手：“县里缺粮，我心里不踏实。”9月，中央任命舒同为陕西省委常务书记，理由很简单：西北土地辽阔，需要懂农业的人。临走前，山东干部给他送行，舒同只留下一句：“山河无恙再聚。”

此后舒同与毛主席的见面，大多在北京的中央全会上。会后散步，主席偶尔调侃：“陕西的面条够硬吧？”舒同笑答：“硬是硬，嚼得动就不怕饿。”几句轻松对话，透出一种相互知根知底的信任。

有人疑惑，为何主席对舒同的关切远超一般省级干部？答案或许藏在那个被举起的弹壳里，也可能印在青岛海面的浪尖上。舒同看重群众，主席看重舒同，这种默契跨越三十年战火与建设时期的重重考验。干部的升降有组织程序，但对于真正扎根基层、敢挑重担的人，最高领导人从不吝惜一句“他还是省委书记”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