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有最先进的技术，却抢着购买明朝的“落后”产品？

文/胡铁瓜

细看西方历史，就会发现让人想不通的事情多了去了！比如说1600年意大利学者布鲁诺被教廷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1616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被教廷列为禁书，可是在欧洲杀死学者封禁科学著作的教廷却向中国派出传教士传播科学，你搞不清他们脑子里面进了什么脏东西，才会这样莫名其妙的精神分裂。

一说就是欧洲当时科技先进，被科技之光笼罩，一看拿来做世界贸易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真没啥有价值和科技含量的东西卖给大明，只好出去满世界抢值钱的来卖给大明，要知道大明可是当时世界最大消费国。

1545年，南美玻利维亚海拔4000米的塞罗里科山上，西班牙殖民者的锄头砸开了一座“银山”——波托西银矿。这座被印第安人称为“富饶山”的矿山，往后两百年里挖出的白银足以堆满几十座宫殿，1572到1610年的开采高峰期，每年稳定产出24.6吨白银，占全球总产量的六成，当时当地的银子贱得像街上的石头一样。可让人费解的是，这些由印第安劳工在昏暗矿道里用血汗换来的贵金属，没多少留在欧洲王室的宝库，反倒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跨过大洋，像潮水般涌进了几万里之外的大明东南沿海市舶司仓库。

同一时期的西方世界，正忙着在全球“圈地”：西班牙人在美洲烧杀抢掠，把印加帝国的黄金洗劫一空，葡萄牙人占了印度果阿、马六甲，垄断了印度洋贸易，荷兰人靠着“海上马车夫”的船舰，在东南亚建立殖民据点，奴役当地土著。可到了大明的沿海，这些凶神恶煞的殖民者却突然“转性”——西班牙大帆船在太平洋上劈波斩浪，载满美洲白银驶向马尼拉，福建月港的商船则满载丝绸、瓷器，回程船舱里是沉甸甸的银箱。这一幕持续了近两个世纪，构成了历史上奇特的“丝银贸易”景观。连到处搞强制传教的传教士，也换上儒衫，带着天文仪器和《几何原本》跑到北京，跟明朝士大夫聊起了历法和数学。

那为啥西方敢在全世界抢地盘，却对大明只敢做生意呢？为啥美洲银矿的白银宁可万里迢迢送中国，也不留在欧洲？为啥传教士在其他地方搞宗教迫害，到中国却改成“科普”？这背后不是什么善意，而是实打实的实力博弈和利益算计，藏着明朝不为人知的底气。

16世纪的明朝，正被“钱荒”逼得焦头烂额。开国皇帝朱元璋搞的“大明宝钞”，因为没准备金，朝廷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短短几十年就贬得一文不值——到了成化年间，两千贯钞连一两白银都换不来，民间早就没人用了。铜钱又太“不值钱”，买一匹布要扛着一大堆铜钱去，根本满足不了江南日渐繁荣的商品经济。可偏偏明朝自己产银少得可怜，1390到1520年间，全国每年产银才11.3吨，还不到全球产量的零头，妥妥的“缺银国”。

但历史的巧合往往改变国运。1545年波托西银矿发现后，西班牙殖民者又陆续在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瓜纳华托找到了大型银矿，加上水银提炼法的普及，美洲白银产量呈爆炸式增长。1550到1650这一百年里，西班牙从美洲运回的白银就达2.5万吨，是之前欧洲白银存量的数倍。而同一时期的明朝，货币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成化、弘治以降，白银和铜钱一起成为国家法定货币；张居正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后，“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银始独重于天下，百物皆取银为准矣”。

一条鞭法的全面实施，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白银本位时代。这就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中国本身缺银，却建立了以白银为核心的货币体系。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答案就在大洋彼岸——美洲白银的发现，恰好给明朝送来了“救命钱”。

1565年，大帆船贸易正式开通，一直持续到1815年，前后维持了两个半世纪。西班牙殖民当局其实早有苦恼：菲律宾殖民者莱加皮斯在1568、1569年两次上书西班牙国王时就坦言：“此岛无法通过贸易来维持”。1573年的菲律宾省督也向国王报告，西班牙和墨西哥能输出到中国的货物，“没有一样不是中国所已经具备的”。而美洲银矿的发现恰逢其时，完美解决了这个难题。

一场跨半球的“白银接力赛”就此开场：西班牙大帆船从南美阿卡普尔科港出发，装满波托西银矿的白银，横渡太平洋到菲律宾马尼拉，明朝商人则从福建、广东扬帆，带着一船船丝绸、瓷器、铁器赶过去，用货物换白银再返航。这条“太平洋丝绸之路”，成了白银流入中国的主通道——1580到1630年间，每年约77吨白银通过这里进入明朝，占全球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还多。据西班牙官员统计，1571年首批抵达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就带来了2000担生丝和1万件瓷器，直接奠定了大帆船贸易的基础。

这些白银对明朝来说，简直是“续命丹”。据全汉昇等学者研究，明朝白银的对外依存度高达80%，相当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都靠海外白银撑着。要是没有这些来自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根本推不动，银本位制度更是无从谈起。东南沿海的苏州织坊、杭州染坊、景德镇瓷窑，日夜不停地开工，就为了赶制出口货物，江南的市镇里，茶肆酒楼林立，商人用白银买地置业，连偏远乡村的农民，都开始习惯用碎银交易。

西方之所以心甘情愿把白花花的银子送来，说白了就是“刚需”——他们自己造不出明朝这么好的东西。西班牙驻马尼拉的官员安东尼奥·德·摩尔加曾详细记录，欧洲商人从中国买的东西五花八门：上等丝绸礼服在欧洲能卖个工匠几年的收入，景德镇青花瓷被直接叫“china”，连铁锅、铁钉、纸张这些日用品，欧洲都得从中国进口。

明朝的丝绸产业，可以说就是当时的“高科技产业”。苏州织染局在嘉靖年间就有房屋245间，织机173张，各类工匠667名，专门织造宫廷用的高档绸缎，北方的潞安府更是“潞绸遍宇内”，明季长治、高平、潞州卫三处共有绸机1.3万余张，定陵出土的花卉纹潞绸，织作工致到让现代学者惊叹。这些丝绸品类繁多，广东的粤缎（五丝、八丝、云缎）、福建的天鹅绒、江浙的杭绸，每一种都有独特工艺。比如粤缎采用“五丝织法”，色彩艳丽且久洗不褪，欧洲王室贵族都以拥有一件中国丝绸为荣，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就曾穿着中国织锦礼服出席宫廷宴会。

瓷器的出口规模更是惊人。荷兰东印度公司从1602年到1682年，仅官方记录就从中国进口了1200万件瓷器，这还不包括走私部分。163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库存瓷器就达89万件，1636年他们还专门向中国商人定制了40万件瓷器，用于销往波斯和印度。这些瓷器中，既有供欧洲王室使用的高档青花瓷，也有适合普通家庭的日用瓷。1643年，一艘从苏拉特开往阿拉伯摩查的荷兰商船，就装载了10.8万件细瓷，价值5962弗罗林，1644年，波斯方面直接向荷兰东印度公司订购了20万件中国瓷器，足见市场需求之旺盛。

别以为明朝出口的是“落后产品”，当时的手工业水平，明朝妥妥的全球领先。就说铁器，明朝的高炉炼铁技术成熟，铁器质量上乘，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开银矿、修铁路，用的很多铁器都是中国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也常带着中国铁锅、铁钉，用于殖民地建设。在工业革命还没影的17世纪，明朝就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苏州“东北半城皆居机户”，早晨玄庙口、花桥等地，数百名工匠等着“听大户呼织”，这种规模化的雇佣生产，在欧洲还要等上百年才出现。

更有意思的是白银在明朝的“购买力”。万历年间，1分白银（相当于一两的百分之一）就能买1斤多黄瓜、1斤酒，或者半斤肉；1钱白银能买1整条鲫鱼、上等茶叶，甚至1口质量不错的铁锅；1两白银更是巨款，能买1把仿制土耳其的“鲁密铳”，或者1个青少年仆从，普通农户一年的生活费也花不了这么多。可就是这样珍贵的白银，西方却源源不断地往中国送，因为他们知道，换回去的中国商品，能赚得盆满钵满。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账本就是最好的证明。1603年，荷兰人打劫了一艘葡萄牙商船，船上的中国丝绸、瓷器卖了350万荷兰盾，折合白银近40吨，相当于东印度公司总股本的六成。他们自己也承认，在中国贸易投入的资本只有货物价值的六分之一，却能赚两倍的收益。1637年，荷兰人从台湾开往日本的商船就有14艘，载货总值达246万荷盾，其中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收购的商品——光是瓷器一项，在日本的售价就是中国采购价的3到5倍。

西方殖民者在全世界抢地盘，唯独不敢对明朝动武，核心原因就一个：打不过，也吃不下。明朝的海防实力，可不是纸糊的。郑和下西洋留下的造船技术传承不绝，福船、广船体型庞大，载重可达千吨，船上配备的佛郎机火炮、神火飞鸦，在当时都是先进武器。戚继光抗倭后，沿海卫所星罗棋布，民间海商集团也有强大武装——比如郑成功的水师，巅峰时拥有上千艘战船，战斗力一点不比西方殖民者差。

最典型的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17世纪的荷兰正值黄金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亚洲贸易长达两百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企业。他们在台湾占据38年，修建了号称“东亚最坚固堡垒”的热兰遮城，城墙厚实，棱堡设计先进，还配备了多门城防炮。可就是这样一个强国，却被郑成功打得落花流水。1661年，郑成功率2.5万大军攻打热兰遮城，带来的是数十门重达五千斤（约3吨）的重型“红夷大炮”，这些大炮发射的四十磅铁球炮弹，能轻松击穿荷兰战船和城墙。

北线尾会战中，荷兰人组成整齐的方阵，扬言“一个荷兰人能抵25个中国人”，结果被郑军的刀盾手和铁人军近身肉搏，战死160人，损失三分之二。攻城第十五日，郑成功命令将二十四门重炮全部集中到城墙东南角，统一齐射，震耳欲聋的炮声过后，原本坚不可摧的巨石城墙被硬生生炸开了一个宽达三十丈的巨大缺口。荷兰守军最高指挥官揆一在日记中惊恐地写道：“敌军火器之精良，远超我军预料”“炮击极其精准而猛烈，他们的炮兵战术显示出高度的专业性”。这场仗打了9个月，荷兰人饿死、战死、病死的超过1600人，最终不得不投降。

要知道，郑成功的军队还只是明朝残余势力的“民间武装”，如果面对的是明朝正规军，西方殖民者的胜算更是微乎其微。再看明朝的体量，西方也根本啃不动——明朝有数千万人口，是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行政体系完善，动员能力极强。西方殖民者在美洲、非洲能得手，是因为当地文明滞后、人口分散，无法组织有效抵抗。可要是敢侵略明朝，无异于捅了马蜂窝：明朝能迅速集结数十万军队，仅苏州一地的织户就能提供充足的军需物资，这种体量上的差距，是当时任何一个西方殖民国家都承受不起的。

对西方来说，跟明朝做生意的风险低、回报高，没必要冒灭顶之灾去殖民。西班牙人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把中国商品运往欧洲，利润率高达数倍；荷兰人转手中国丝绸、瓷器到日本，每年就能赚近8吨白银。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比打打杀杀的殖民征服划算多了。就像一位西方历史学家说的：“面对一个能生产全世界都需要的商品，还拥有强大军队的帝国，最好的选择就是坐下来做生意。”

明朝相对开放的政策，也给贸易提供了便利。隆庆开关后，月港成为合法贸易口岸，中外商人自由交易，万历十七年还规定吕宋一国的贸易船限为88艘，远超其他国家的两三艘配额；葡萄牙人虽然没占领澳门，却获得了租借权，得以在这里建立贸易据点，成为连接中国、日本和欧洲的枢纽。这种“有限开放”的模式，让西方殖民者有了合法渠道获取中国商品，没必要非要动武。反观西方在其他地区的殖民，往往是因为当地没有统一政权，无法进行正常贸易，只能靠武力掠夺——明朝的情况完全不同，它能提供海量优质商品，还能保证贸易秩序，跟这样的帝国做生意，远比殖民更划算。

西方传教士在全世界搞强制传教，到中国却改成“科学传教”，同样是被逼出来的——明朝的文化实力太强，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士大夫阶层有强烈的文化自信。跟美洲、非洲的土著不同，明朝士人受过良好教育，对世界有自己的认知，单纯的宗教说教根本打动不了他们。传教士想要在中国立足，必须找个“敲门砖”，而西方的科学知识，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的经历颇具代表性。1603年，鄂本笃从今天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出发，扮成亚美尼亚商人，加入一支500多人的商队前往中国。他们穿越阿富汗，翻越兴都库什山和葱岭，历经艰险抵达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在那里将货物换成玉石继续东行。直到1605年抵达嘉峪关，鄂本笃心中的最后怀疑才完全消除：契丹即中国，这两个名称指向同一片土地。经过漫长等待获得入境许可后，鄂本笃最终抵达肃州（今甘肃酒泉），但不幸因病去世，终年45岁。他的旅程反映了当时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艰辛，也表明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尊重——这种态度与他们在美洲烧毁神庙、强制土著信教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更是个“中国通”。1582年他到澳门后，先苦学汉语，能用文言文写文章；再改穿儒服，自称“大西洋陪臣”，主动结交徐光启、李之藻等士大夫。他带来的《坤舆万国全图》，让明朝士人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全貌，图中还特意将中国放在中心，照顾到士大夫的认知习惯；他跟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点”“线”“面”“三角形”这些几何名词，都是徐光启当年创造性提炼出来的，至今仍在使用。利玛窦还带来了天文仪器，帮助明朝修订历法，用这些科学知识获得士大夫的认可，再悄悄传播基督教——这种“先科普后传教”的模式，被称为“利玛窦规矩”，是当时唯一能走得通的路。

后续的传教士也延续了这一路线。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参与修订《崇祯历书》，将西方天文学知识系统引入中国，这部历法计算精确，后来被清朝沿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更是亲手制造了地平经纬仪、黄道经纬仪等六件天文仪器，安装在北京观象台，还编写了《灵台仪象志》，详细介绍仪器的构造和使用方法。徐光启不仅跟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还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他用《几何原本》中的测量知识疏浚吴淞江，解决了江南的水患问题；在抗击后金时，他还借鉴西方军事技术，仿制红夷大炮，提升明军战斗力。

对比一下传教士在其他地区的所作所为，更能看出明朝的强大。在美洲，他们配合殖民者烧毁印第安人的神庙，强迫土著放弃传统信仰，不从就处以极刑；在非洲，他们成为殖民统治的帮凶，用宗教麻痹当地人，方便掠夺资源。可到了中国，传教士不仅不敢强制传教，还得适应中国的文化习俗——利玛窦甚至主动研究儒家经典，试图将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融合；即便如此，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不顺利，直到明朝灭亡，信徒也不过数万人，还主要集中在士大夫阶层。

更难得的是，明朝对异质文化相对包容。万历皇帝虽然不上朝，但还是接见了利玛窦，允许他在北京居住；徐光启、李之藻等官员，不仅跟传教士交往密切，还积极学习西方科学，甚至加入了基督教。这种包容，跟西方殖民者在其他地区的文化灭绝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明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内容也十分广泛，涵盖自然科学、哲学、医学、天文、历法、绘画艺术等多个领域，且是双向的——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的科学知识则随着传教士的到来进入中国，为明朝的科技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575年，墨西哥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中，就有人提出前往中国传教的请求，最终实现这一愿望的，包括墨西哥出生的蒂达塞·巴雷托（1636至1646年间在中国传教），以及比利时的彼得·冯·哈梅（在中国传教长达38年）。

大量白银的流入，给明朝带来了空前的商业繁荣，却也埋下了致命的隐患。中国学者早就认识到，从日本和西班牙美洲大量进口外国白银，是晚明商业急剧增长的关键推动力——江南的丝绸、棉花产业，福建的造船业，广东的对外贸易，都依赖白银的流通。但西方学术界更强调，中国过度依赖海外白银，相当于把经济命脉交给了别人，一旦白银流入中断，整个体系就会崩塌。

这一隐患在崇祯年间集中爆发。17世纪30年代后，波托西银矿的产量开始下降，加上西班牙国王颁布禁令，限制白银出口，全球白银流通量锐减。与此同时，明朝内部战乱频仍，后金（清）军队南下，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席卷中原，海路贸易受阻，白银流入量大幅减少。这直接导致明朝出现“银荒”，物价飞涨——崇祯五年（1632年），江南松江府的白米每石1.2两银子，“民间便苦其贵”。到了崇祯十五年（1642年），白米每石涨到5两银子，是原来的4倍多；北京周边地区的米价更是高达每石9.95两银子，普通百姓根本吃不起饭。

更严重的是，白银短缺导致铜钱贬值，崇祯初年1000文钱能换近9钱白银，到崇祯十五年只能换4钱几分，农民缴纳赋税时，需要用更多的粮食和铜钱兑换白银，负担成倍增加。这也是明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重要原因——百姓活不下去，只能揭竿而起。有学者认为，过度依赖外国白银进口，是明朝1644年灭亡的关键因素之一，这种“外向型”的经济模式，让明朝在全球白银流动中断时，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中国由此建立了白银本位的货币体系，并在这一体系中运行了数百年。中国保持银本位直至1935年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而那时世界其他地区早在19世纪末已普遍采用金本位。这一选择让中国在近代国际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白银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而中国却没有任何定价权。

有意思的是，白银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提供白银的西班牙帝国。大量白银的涌入，首先在西班牙国内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6世纪西班牙的物价上涨了约400%，史称“价格革命”。通货膨胀使西班牙本土产品相对于外国商品变得更加昂贵，导致进口激增而出口受阻。白银的易得性让西班牙人变得懒惰，忽视了本土工业和农业发展，逐渐形成了依赖进口的消费型经济体——西班牙的纺织业、冶铁业日渐衰退，甚至连日常用品都要从英国、荷兰进口。

西班牙王室对美洲银矿实行严格垄断控制，通过“五分之一税”（即产量的20%归王室所有）获取巨额财富。但这些财富并未投资于生产力提升和技术创新，而是用于消费、炫耀性建设和军事冒险——修建豪华宫殿，支持宗教战争，组建庞大的舰队。1588年无敌舰队的惨败，就是这种过度扩张的典型表现。这场耗资巨大的远征，不仅损失了130多艘战船和2万多名士兵，更暴露了西班牙海军的弱点，破坏了其海上威慑力。到17世纪初，随着主要银矿产量下降和开采成本上升，曾经依赖“银元霸权”维持的整个体系开始崩溃，西班牙从世界霸主逐渐沦为欧洲的二流国家，而曾经作为其力量象征的美洲白银，最终成为其衰落的催化剂。

明朝时期西方的“恭敬”，到了清朝就变成了赤裸裸的侵略。鸦片战争后，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不平等条约里动辄数千万两的白银赔款，仿佛是在“抢回”当年送给中国的白银。这种转变，核心是中西方实力对比的彻底逆转。

明朝虽然后期衰退，但16到17世纪，GDP仍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手工业、军事实力都处于世界领先。而西方当时还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工业革命没发生，即便航海技术先进，整体实力也不如明朝。可到了清朝，情况完全变了：清朝实行闭关锁国，乾隆年间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禁止民间海外贸易，销毁战船、解散水师，海防形同虚设；而西方在18世纪爆发工业革命，蒸汽机让生产力暴涨，坚船利炮的威力远超从前。

工业革命后，西方终于能造出跟中国商品抗衡的产品了。英国的纺织机让棉布产量激增，价格比中国丝绸便宜得多，逐渐占领全球市场；欧洲的制瓷业模仿中国技术，德国的迈森瓷厂、英国的韦奇伍德瓷厂，都生产出了质量上乘的瓷器，打破了中国瓷器的垄断。中国商品在西方的优势地位被打破，西方对中国的贸易需求大幅下降，可中国对西方商品还是没什么需求，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为了扭转局面，西方列强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用毒品掠夺白银——19世纪初，中国每年流出的白银约100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增至每年6000万两，导致清朝国力日渐衰退。

清朝的军事实力也远不如明朝。八旗兵和绿营兵长期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几乎不堪一击。更可笑的是，清朝统治者盲目自大，对世界一无所知——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皇帝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询问大臣“英吉利距中国几许？”“与俄罗斯是否接壤？”。这种愚昧和腐朽，让西方列强看到了可乘之机。

同时，西方的殖民政策也变了。16到17世纪，他们的重点是掠夺黄金白银和原材料；到了19世纪，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需要更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中国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自然成了目标。此时的西方已经有了征服中国的实力，贸易不再是唯一选择，殖民掠夺更高效，于是曾经的“生意伙伴”，变成了“侵略对象”。

当满载白银的大帆船在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之间往返时，西班牙水手或许会疑惑：为何他们千辛万苦从美洲地下挖出的白银，最终都流向了中国的东南沿海？紫禁城里的明朝皇帝同样不解：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为何不像倭寇那样劫掠沿海，反而带着自鸣钟和《万国图志》请求觐见？

回望这段历史，答案其实很简单：实力决定态度。明朝之所以能让西方殖民者“乖乖送银做生意”，不是因为西方善良，而是因为明朝有强大的手工业、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精锐的军队，西方打不过、离不开，只能选择和平贸易。这场白银贸易，既让明朝被动卷入全球化，催生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也暴露了封建王朝的脆弱性——过度依赖外部资源，缺乏自主可控的经济体系，最终在时代变革中败下阵来。

清朝的闭关锁国，让中国错失了跟上世界的机会，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西方则凭借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成为世界的主宰。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文明之间的对话，从来都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明朝的强大让西方选择尊重，清朝的衰弱让西方选择侵略，这一对比，值得后人深思。

现在想想，西方对明朝的“客气”，到底是敬畏还是无奈？如果明朝没有灭亡，清朝没有闭关锁国，中国会不会一直保持优势？那些不平等条约里的赔款，真的是西方在“抢回”当年的白银吗？这段历史里的谜题，至今还值得我们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