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王诚汉被免去职务，不久后接到通知：中央要你去军科带班

1985年10月，一辆救护车在凌晨三点驶进北京总医院。车门打开，68岁的王诚汉被医护搀扶着走进住院部。检查结果不算轻松，但医生让他安心休养。彼时的他以为，几十年军旅已告一段落，可以真正退下来。就在他躺上病床的第三天，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李继耐推门而入，带来一句简短却分量极重的话——“中央要你去军科带班”。

这句话来得突然，却并非毫无征兆。五个月前的5月23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精简整编决定，西南两个大军区合并方案一度呼之欲出。会场气氛紧绷，各方代表沉默不语。王诚汉端坐末排，心里却反复盘算：哪座城市更适合作战指挥中心？昆明靠前，成都居中，差别不仅在地图上，更在战略纵深与后勤成本。

会后第二天凌晨，成都驻地的地下室灯火通明。王诚汉把军务、干部、机要部门骨干叫到一起，逐条罗列交通、通信、仓储、居民配合等数据。大家的讨论持续到天亮，草稿纸铺满长桌。黎明时分，王诚汉只说了一句：“既然有把握，就拿出成型意见。”于是，一封《关于昆明、成都军区合并后定点问题的几点想法》成稿，并以王诚汉、万海峰的名义送至军委主要领导案头。

建言递上去的第二天，邓小平圈阅后批示“认真研究”。几位副主席随后调阅西南成昆两地历年战备资料。六月上旬，军委最终拍板——保留成都军区，昆明并入。消息传到川滇两地，工程停工的通信大楼重新开挖，拆迁待命的仓库撤回通知。最直观的节约是取消了昆明至拉萨的独立微波线路，财政部粗算节支过亿。

方案被采纳后，王诚汉的“主角任务”似乎完成。7月，他领到免职令，准备和老伴回老家。可组织并未按部就班地给他送行，而是让他留下参与两军区整编衔接。八月末，协调小组收尾，王诚汉向总参递交了“工作结束可否离职”的留言条。上级并未正面回复，只示意他先体检。

于是，便有了十月住院那一幕。李继耐口中的“军科”即军事科学院。对王诚汉而言，这是一块陌生领地。过去三十多年，他或指挥作战，或主持西南后勤，真正接触理论研究的经历少之又少。再加上自己手握少将衔，担任军科政委是否“资浅”，他心里没底。当晚，他随手在病历夹里写下一行字：“体能有限，拟请组织考虑年轻同志。”第二天一早，护士递来总政加盖印章的回函：军委决定不可更改。

11月初，初冬的薄雪覆盖玉泉路。军事科学院机关礼堂里，新任政委交接仪式简短而低调。掌声落下，王诚汉走上讲台，先讲了一段自嘲：“从前只管打仗，如今要学写论文。”他提出三件实事：一是扩大对外军事资料互换；二是恢复被中断的协作课题；三是将高原、丛林、岛礁作战经验系统整理。台下年轻研究员没想到这位“少将政委”开口就是科研框架，私下说他“一把年纪，脑子还转得快”。

回溯王诚汉的履历，他的思维敏捷并非偶然。1930年代，他在鄂豫皖根据地当通信员；1947年晋冀鲁豫整训时，他领皮旅改编十三纵；1949年咸阳阻击马家军三师一旅，一师之力硬挡数倍兵力四十小时。多番经历让他习惯在压力中寻找最优解，这与科研的系统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处。

1986到1988，军事科学院每年举办国际防务研讨会。最初外宾只有寥寥数人，王诚汉亲自撰写邀请函，署名“Chenghan Wang”，还用上年轻翻译教的新式英文问候。两年后，参会代表扩至二十余国。1988年军衔制恢复，他与老搭档万海峰同列上将。授衔仪式结束当晚，他回到办公室继续审阅《高原装甲作战需求调研报告》，标注的批注多达七页。

1990年4月，人事命令下达，王诚汉正式卸任政委。八月，北戴河疗养院长廊，刘华清与他并肩而行说：“军科的摊子，你撑住了。”王诚汉只是点头，没有多说话。他清楚，自己不过是完成了中央交办的又一次任务。经历过生死线的老兵，对掌声与头衔都看得很淡。他更关心文件柜里的那套《西南边境合成兵力机动研究》，因为那里写满了后辈军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