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回忆名将高敬亭之死：他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

1975年10月27日，高凤英把一封薄薄的信托人从合肥送到北京，中南海里正为病情所困的毛泽东看完信后，唤来汪东兴，只说了一句：“去查一查，这人不该那样。”一句话，把大家的记忆又拉回三十六年前的夏至。

1939年6月20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在鄂南罗田南山被执行枪决，年仅三十二岁。枪声过后第三天，延安发出的电报抵达长江局，电文要求“采取过渡办法，派干部帮助四支队改造，拟调高敬亭来延安学习”。一纸指令与执行结果针锋相对，错位就此形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位？还得把镜头拉到更早。1907年，高敬亭出生在安徽霍邱，缺衣少食的放牛娃，21岁扛枪参加红军，22岁入党，随后在红四方面军的硝烟里一路蹿升。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大别山红旗眼看就要熄火，他带着不足两千人的75师死守高山密林。

蒋介石投入重兵围剿，大别山被切成无数孤点。高敬亭凭着山路熟、地理熟，打游击、啃冷饭、睡岩缝，愣是把队伍保存下来，还把零散武装团结成红二十八军。三年光阴，队伍从一千多膨胀到近万人，这在南方八省诸多游击部队里独一份。

1937年底，新四军在南昌整编，红二十八军被改为第四支队。编制表上，四支队下辖三个主力团一个特务团，战斗力居四个支队之首。陈毅曾戏言：“若论火力，还是高老弟的队伍硬。”七里坪伏击战就是这支部队干的，日军十余辆车掉进伏击圈，战报传到武汉后，蒋介石甚至发来嘉奖电。

然而功劳没遮住矛盾。长时间离开中央，高敬亭在指挥风格上极具个人色彩，东进敌后的命令下到四支队，他一度犹豫，担心离开大别山会失根基。长江局派来的工作组插手整训，高敬亭觉得“要被夺权”，口气冲了些，摩擦随之升级。1939年初，项英给中央发电：“高敬亭仍就地收编土匪，自行扩大部队，如不及时处理，必成尾大不掉。”

同年春，两个贴身警卫卷走公款投敌，影响恶劣。再加上张国焘4月叛逃后军统对四方面军旧部的拉拢，高敬亭被一些人怀疑可能受“旧关系”牵连，“政治问题”阴影陡增。种种压力叠加，项英拍板逮捕，军法处很快组卷。

关于最终是否应处以极刑，在新四军高层出现过短暂争议。支前会议上，有人提议“先押送延安，交中央审查”，也有人强调“速决以儆效尤”。据一位值班参谋回忆，当晚深夜仍能听到争论声。最终枪决方案被提交给江南指挥部，第二天清晨执行。

1945年春，党的七大筹备阶段，毛泽东同一位新四军代表闲谈时突然问：“那个高敬亭，当年不杀可不可以？”对方沉吟后答：“应该可以。”毛泽东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建国初期，毛泽东到安庆视察，地方负责同志介绍当地群众仍念叨高敬亭，他低声道：“中央电报叫不杀，他们硬是杀了。”

汪东兴1975年的调查报告列出全过程，毛泽东批示：“此案处理失当，主要责任在项英。”文件递往军委，并由中央档案馆保存。五年后，高敬亭骨灰安放仪式在合肥举行，徐向前、粟裕、李先念等老战友来到灵堂，挽联上写着“战功卓著 身后清白”。

高敬亭之死，争议延续数十年，关键在于战功与过失的权衡。他的个性强硬，确有组织观念淡薄的问题，但用一颗子弹终结一位大别山宿将，既削弱了战斗力，也给基层官兵留下难以消化的疑问。当时战局复杂、情势逼人，这点不容忽视，可决策层缺乏再审程序同样难辞其咎。

今天翻检当年的电报、审讯笔录、会议记录，枪声已远，可留给后人的思考并未尘封：战场纪律与个人功劳如何平衡？疑点未消时应不应启动更高级别的复核？组织处理与教育挽救的界限在哪里？那封1975年的求助信、那份调查报告，让这些问题再度浮出水面，也给后来者敲响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