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杨得志、韩先楚都抢着要谭启龙，周总理：先紧着韩先楚吧

1969年4月26日下午，北京广播电台正在滚动播报九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谭启龙。”车间里的工人对视一眼，发出低声惊呼：“不会就是咱们厂里那个老谭吧？”另一名年轻工人放下手中的铅字，语速很快：“还能有第二个？真是他！”人们这才想起，在机器轰鸣声背后，那位身着灰布上衣、总爱埋头校样的老同志，曾经是一员转战南北的“红小鬼”。这一刻，谭启龙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安静日子被彻底打破，也为次年那场“抢人大战”埋下伏笔。

谭启龙眼前的命运转折，与周恩来总理脱不开关系。1967年2月，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接到指示，把已遭冲击的谭启龙秘密送往北京。抵京后，周总理反复叮嘱：“这是一位在战争年代立过功、在地方干出过成绩的同志，一定要帮他度过难关。”就这样，谭启龙被安排到印刷厂“蹲点”，表面上是劳动锻炼，实则是一种特殊的保护。

进入印刷厂前，谭启龙履历丰富得惊人：江西永新放牛娃出身，十五岁参加红军，二十岁在瑞金见到毛泽东；解放战争中，他是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政委；1949年后转战地方，先后主政浙江、山东，两度把农业总产推向新高。1956年山东粮棉油产量创历史纪录，毛泽东专门写信表扬。也因为多年在地方工作，他与军衔失之交臂，但在治理经济、稳定大局方面，中央对他的评价极高。

1969年春，当广播证明“印刷厂里的老谭”就是中央候补委员后，各地纷纷打电话到北京，询问这位老干部能否重新出山。次年4月，毛泽东南巡抵济南，同杨得志、袁升平谈话时随口提到：“谭启龙是个老实人，调到山西去如何？”杨得志闻言立刻“请战”：“让他回山东更熟门熟路。”毛泽东笑了笑：“换个地方也好嘛。”一句闲谈，激活多方动作，一场围绕谭启龙的“竞聘”由此展开。

5月上旬，周总理把谭启龙约到中南海。总理开门见山：“现在有四个地方盯着你。山东的杨得志和袁升平想要你，河南的刘建勋举手，福建的韩先楚强烈要求，山西也发来电报。”停顿片刻，周总理摆了摆手：“先紧着韩先楚吧。”这一决定，既体现了周总理对各方需求的平衡，也考虑到福建当时面临的现实困难。

对比几地情况便可看出个中取舍。山东农业基础正在恢复，杨得志、袁升平虽忙于军区事务，但整体班子较稳；河南正进行机构调整，刘建勋一人兼数职还能维系运转；山西虽然地位重要，却属内陆省份，形势相对平缓。唯独福建，韩先楚长期身兼福州军区司令员、省委书记、省长数职，海防战备和地方经济两头烧，他一再上书中央：“请派一名熟悉地方工作的老同志主持省委，自己才能集中精力抓军区。”

周总理拍板后，谭启龙当即表态：“服从组织决定。”几天后，他身着素色中山装南下福州，出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主持省委日常工作。那时的福建缺乏大型平原，耕地分散，工业基础薄弱，发展难度不小。谭启龙先抓调查，多次深入山区、海岛，与基层干部蹲夜谈心。当地老同志记得，这位新书记常常拎着帆布包进厂矿，下乡不提前打招呼，农户家里锅盖一掀，粮食储量、口粮定量他心里就有数。1971年底，福建全省粮食总产比1969年增长两成，轻工业产值增长27%，韩先楚向中央写报告时评价：“谭启龙来了，福建底气足了。”

虽然在福建干得顺手，中央很快又把他推向新的岗位。1972年初，浙江省急需一位强有力的负责人整顿经济、平息纷争，中央决定调谭启龙回到曾经战斗过的浙江。这一次，被称作“临危受命”。他一到杭州，第一件事是召集县委书记座谈：“农业、轻工、外贸，哪条链条断了？先把问题摆出来。”省里干部反映，当年夏粮收购价过低，农民积极性受挫。他拍板：在国家价格政策框架内，增设补贴，提高收购速度。次年，全省早稻平均亩产增幅超过14%，原本紧张的副食品供应有所缓解。

然而突如其来的运动浪潮再度袭来，谭启龙因心脏病突发于1975年住进医院，浙江工作再度中断。病中，他提出辞职。中央迅速调他进京休养，但并未让这位老干部闲置太久——青海省委领导班子空缺，1977年2月，中央任命谭启龙为青海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从江南水乡到了青藏高原，高寒缺氧、交通不便，谭启龙却没有丝毫犹豫。抵西宁当晚，他只休息三小时便召开省级干部会议。青海牧区广，粮区少，养殖与种植需统筹兼顾，他主张“草场分级、牲畜分类”，与牧民一起算细账：草场需要轮牧，牲畜要定量。不到三年，青海细毛羊存栏量由468万只增至650万只，为发展毛纺工业奠定原料基础。

1979年底，中央再交一份新考卷：四川省需要一位善于统筹经济的人才担任省委第二书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征询意见时，谭启龙只说：“服从调动。”四川当时人口已超8000万，大旱易涝，城乡差距大。到任后，他坚持用双脚丈量土地，三年跑遍全省大部分县市，推动粮油、蔬菜、养殖三线并进。1984年，四川粮食总产1.28亿吨，较1978年增长33%，为全国稳价稳供贡献重要力量。

谭启龙在五省主政，每一次调动都切中要害：山东时期，他用三年时间把缺粮省拉回丰收行列；福建时期，协助韩先楚完成海防与建设双线平衡；浙江时期，他迅速纠偏，恢复生产秩序；青海时期，他把牧区经济推向规模化；四川时期，他为“天府之国”引来新一轮丰收。历次任务虽急却不乱，源于他战火锻炼出的冷静、长期地方工作的经验以及敢于碰硬的作风。

1985年，年逾古稀的谭启龙提出退居二线。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后，他选择回山东济南安度晚年。临行前，邓小平询问是否留在北京或回杭州，他摆手：“想回山东，那里土地熟、乡音熟。”唯一的请求是向邓小平讨一幅字作为纪念，邓小平痛快落笔，数日后墨宝抵济南。

2003年1月22日，谭启龙病逝，享年九十。按照遗愿，骨灰安放在宁波四明山狮子山墓园，与浙东游击根据地昔日战友为邻。这一静默之地，记录了他早年的枪林弹雨，也见证了他晚年的山川奔波；而1970年那场“先紧着韩先楚”的人事抉择，更像一个分水岭，让他的后半生与福建、浙江、青海、四川这些省份牢牢相连，留下了一串沉甸甸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