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胡虏，为什么沿袭跪拜？

作者：徐吉军，新媒体：汉唐智库！

公元1367年，元朝末年的吴王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令徐达为元帅，蓝玉为将军领兵二十万，兵分两路出师北伐，讨伐元顺帝。为了宣扬大义，朱元璋颁布了《谕中原檄》。檄文提出的政治口号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最后一句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这段话的意思是无论是蒙古人还是色目人，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华夏人，但他们只要能恪守中华的法律，礼仪道德，愿意成为中华子民，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朱元璋建立的大一统明王朝，实行帝国境内各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与蒙元满清有着本质区别。

据考证，当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70%色目人和50%的蒙古人选择了留在了大明。

站在汉人的角度，朱元璋推翻元朝、驱逐蒙古统治者、重建汉人政权，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正向事件。它结束了近百年的游牧民族统治，重建了中断已久的中原政治秩序，恢复了汉人社会的文化自信与国家认同。从这一点看，朱元璋完全配得上一代雄主的评价。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到1368年退出中原，存续了约97年。随后北元陆续分裂，不再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存在。1635年黄金家族后裔，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病死，其子额哲向后金皇太极投降，献上传国玉玺。皇太极随即宣布蒙古大汗法统归于大清。北元就此结束。

明太祖朱元璋一生9次北伐，永乐帝朱棣一生五次北伐，父子俩人都算得上一代明主。

1644年满清入关，使中华文明走向自闭，开始落后于西方文明。正因如此，巍巍大明至今令很多人怀念推崇。

不过，驱逐胡虏的民族胜利，并没有为人民带来制度上的松绑，朱元璋亲手把中国重新按进了更深层次的封建专制结构之中，以更彻底的方式，强化了君臣之间的身体羞辱与精神驯化。最具象、也最致命的标志，就是跪拜礼的全面制度化。

这不是制度细节问题，而是文明走向的问题。

元朝的统治，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强烈民族等级色彩的征服秩序。四等人制度把汉人尤其是南人长期压制在政治边缘，士人上升通道被堵死，文化主体性被侵蚀。

朱元璋起兵之初，高举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恢复科举、重建郡县、以儒家礼法重塑国家框架，这一系列动作的历史意义极其明确：它不仅是改朝换代，更是一次文明自救。

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在制度上的倒退，才显得格外刺眼。

如果把时间轴稍微拉长，就会发现一个被很多人刻意忽略的事实：在封建时代，中国并非始终处于极端跪拜的状态。唐宋两代，恰恰提供过另一种可能性。

唐朝前期，朝堂之上存在坐而论道的传统，高级官员可以与皇帝同坐议政，进谏不以匍匐为前提，皇权与士大夫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但真实的张力。宋朝时期，椅子开始普及，跪坐不再是常态，为了显示皇帝与大臣地位的不同，朝会多为站立奏事，保留了相对克制的礼仪边界。

一直到南宋，士大夫一直以与天子共治天下来进行自我定位。

这种议政礼仪的意义，不在于形式，而在于精神内核。一定程度上承认尊卑有序，却不否定朝臣的尊严；强调秩序，不要求人格折损。

元朝时开始推广跪拜之礼，但没有形成制度化。朱元璋本可以在驱鞑复汉之后，恢复汉唐之礼，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不仅恢复跪拜，而且推向前所未有的极端变成了日常政治的基本姿态。

朱元璋即位后，先后颁布《洪武礼制》（1370年）和《大明集礼》，后由嘉靖朝正式编入《大明会典》。其中对跪拜礼作出明确规定：

无论品级高低，官员面见皇帝一律跪奏，身体匍匐于地，不得直视皇帝，奏毕再跪谢退出。

三跪九叩作为最高礼节，用于元旦、冬至、万寿节等重大朝贺场合，以及新帝登基、册立太子等国家大典。

百姓见地方官（知县、知府等），必须下跪。

诉讼时，原告、被告均需跪于堂下，称为跪堂。

这一规定将跪拜从宫廷礼仪扩展至社会基层，使跪成为平民身份卑微的日常象征。

在民间祭祖、婚丧等礼仪中，跪拜也被广泛推广，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礼制体系。

“宋臣立，明臣跪”，正是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缩影。

朱元璋通过跪拜礼，彻底消解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地位，将所有人都降格为皇权的奴仆。

《明史·礼志》说，朱元璋的目的就是尊君抑臣。跪拜不仅是礼仪，更是心理驯化工具，通过反复的身体屈服，可以内化臣民的服从意识。

明朝礼仪，是朱元璋以礼为刃，构建绝对皇权秩序的政治工程，在精神内核上走向了更深的专制与奴役。

理解明朝跪拜之制，不仅关乎礼仪变迁，更是洞察中国帝制晚期皇权如何通过身体规训实现精神控制的关键窗口。更严重的是，这种身体姿态的强制，并非止于朝廷，而是向社会全面渗透。百姓见官要跪，士人奏事要跪，权力通过反复的身体折叠，被刻进每一个人的心理结构之中。跪拜不再是礼，而是驯化，是服从，是对任何独立意志的提前压制。

这一选择，并非文化惯性，而是高度自觉的政治设计。

朱元璋一方面高举恢复中华的大旗，另一方面通过跪拜礼、文字狱、诛杀功臣，把所有可能制衡皇权的力量彻底压平。

他说得很直白：礼法不严，何以慑天下？

这句话，几乎可以视为明清专制的精神起点。

驱逐鞑虏完成了，汉人的士大夫精神也随之终结了。唐宋时期尚存的政治张力，在明朝被系统性消灭，官员从参与治理者退化为执行工具，人格尊严让位于绝对服从。满清正是借助这套已经高度成熟的跪拜与专制结构，才能迅速完成对中原的制度接管。

1644年之后，明朝跪拜礼被清朝全盘继承并进一步极端化，不仅要跪拜，还要磕响头，直至清末民初，跪拜仍被视为国粹与忠孝的象征。

明清六百年，皇权越来越集中，社会越来越低头，制度越来越缺乏自我更新能力。

1912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明令废除跪拜礼，改行鞠躬，标志着这一千年礼制的终结。

历史的残酷就在于此，一个民族在赢得尊严的同时，也可能亲手锁死未来。朱元璋正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他完成了汉文明的自救，也开始了全面驯化。

如果只停留在民族情绪层面，而不反思制度结构，任何复兴，都可能只是换一张面孔的旧秩序。

文明复兴，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让所有人平等对话。

各位汉唐读者，汉唐智库开设了自己的知识星球：汉唐研究院！创始人徐吉军亲自运营，每周最少更新5篇深度文章！期待铁粉们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