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地下党被捕入狱，绝望之际忽发现，狱中掏粪老头不一般

1940年的江南四月，风里还带着春寒。武进仁星乡的清晨，薄雾像一层纱，轻轻笼罩着河北巷的青石板路。丹北中心县委书记周苏平穿着一身半旧的青布衫，手里拎着个布包，脚步不紧不慢。他的目光平静，却在经过每一个巷口时，都会稍稍停留片刻。

这次的任务是为部队筹款。

敌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物资越来越紧张。组织上需要这笔钱购置药品、粮食，甚至是一两支枪。周苏平在仁星乡有几个可靠的联络点，都是些普通农户和小商人，他们愿意省下口粮、拿出积蓄支持抗日。这不是他第一次做这项工作，但每一次，他都像第一次那样谨慎。

上午九点多，他敲响了巷尾一户人家的木门。门开了条缝，里面是张熟悉的脸——老杨，一个做小生意的中年人，儿子参加了新四军。两人没有说话，只是对视一眼，周苏平便闪身进去。

屋里很暗，只有一扇小窗透进些光。老杨从床底摸出个小布包，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币和一些银元。“就这些了，周同志。”老杨的声音压得很低，“最近查得紧，您千万小心。”

周苏平接过布包，掂了掂，小心地塞进怀里。“放心，我会走小路。”他拍了拍老杨的肩膀，“等胜利了，我请你喝酒。”

这句话刚说完，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周苏平脸色一变。老杨也听见了，急忙推开后窗：“快，从后面走！”

已经来不及了。木门被猛地撞开，三个端着枪的伪军冲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两个日本兵。刺刀在昏暗的光线里闪着冷光。

“不许动！”领头的伪军小队长是个尖脸汉子，眼睛像老鼠一样扫视着屋子。他一眼就盯住了周苏平怀里的布包：“怀里揣的什么？拿出来！”

周苏平站着没动。他知道，这个时候任何多余的动作都会让情况更糟。但他更知道，怀里的钱不能落到敌人手里——那是战士们用命换来的希望。

“长官，这是我家亲戚……”老杨试图解释。“闭嘴！”伪军小队长一枪托砸在老杨肩上，老人踉跄着倒在地上。

两个日本兵已经围了上来。其中一个矮胖的，留着小胡子，用生硬的中文说：“你的，新四军的干活？”周苏平摇摇头：“我是做生意的。”“生意？”小胡子日本兵冷笑一声，突然伸手扯开周苏平的衣襟。布包掉在地上，银元滚了一地，发出清脆的响声。

屋子里一片死寂。“带走！”小胡子日本兵大吼着对伪军挥了挥手。

周苏平被反绑双手推出了门。巷子里已经围了些人，都是附近的居民，他们站在自家门口，远远地看着，没人敢靠近，也没人敢说话。周苏平的目光扫过那些熟悉的面孔，看到了恐惧，看到了担忧，也看到了隐忍的愤怒。

他挺直了腰板。

二

从仁星乡到常州的路上，折磨开始了。先是鞋袜被扒掉。四月的石板路还很凉，碎石子硌着脚底，每一步都钻心地疼。

但这还只是苦难的开始。

一个伪军搬来两箱子弹，用铁丝穿起来，挂在了周苏平的脖子上。子弹很沉，铁丝的边缘锋利，很快就勒进了皮肉。

“走！”伪军小队长在后面推了一把。周苏平踉跄了一步，勉强站稳。每走一步，脖子上的铁丝就勒得更深一些，子弹箱晃动着，撞击着他的胸口和后背。不到半里路，他的脖子上已经渗出了血，在青布衫的领口染出一片暗红。

路过一条小河时，他脚下一滑，整个人向前扑倒。子弹箱重重地砸在地上，也把他拖倒在地。泥水溅了一脸，他挣扎着想站起来，但脖子被铁丝勒得喘不过气，双脚也使不上力。

“装死？”伪军小队长走过来，朝他腰上狠狠踢了一脚。

周苏平闷哼一声，咬紧了牙关。他能感觉到肋骨处传来一阵剧痛，可能是断了。但他没出声，只是用尽力气抬起头，盯着那个伪军。那眼神太平静了，平静得让伪军小队长心里发毛。他又踢了一脚，骂骂咧咧地让人把周苏平拖起来，扔上了停在路边的卡车。

卡车车厢里，真正的酷刑才刚开始。铅丝绳——就是那种用来捆货物的粗铁丝——被伪军拿在手里，一下下抽在周苏平身上。每一下都带起一片皮肉，血很快就浸透了衣裳。周苏平蜷缩在车厢角落，尽量护住头和脸。他数着抽打的次数，数到十七下时，意识开始模糊。

但他没晕过去。

他不能晕，晕过去就真的完了。

他想起妻子，想起刚满三岁的儿子。想起入党那天，在油灯下举起右手宣誓：“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句话在当时说出来，带着青年人的热血和理想；而现在，它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需要用血肉去承受的重量。

卡车颠簸着驶进常州城时，周苏平已经成了一个血人。他被拖下车，扔进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那是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只有一扇小铁窗透进些微光。地上铺着发霉的稻草，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和排泄物的臭味。

审讯室在楼上。周苏平被拖上楼梯时，每上一级台阶，身上的伤口就被拉扯一次。他咬破了嘴唇，才没让自己叫出声来。

审讯他的是个日本军官，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但那双眼睛后面，是冰冷的、非人的目光。

“姓名。”

“周苏平。”

“职务。”

“商人。”

“商人？”日本军官笑了，从桌上拿起一支点燃的香烟，慢慢走到周苏平面前，“商人需要为游击队筹款吗？”

周苏平没回答。

香烟按在了他的手臂上。皮肉被灼烧的滋滋声在寂静的审讯室里格外清晰，一股焦糊味弥漫开来。周苏平的身体猛地绷紧，额头上瞬间冒出了冷汗。但他还是没出声。

一支烟灭了，又点一支。手臂、肩膀、胸口……日本军官像是在玩一个游戏，慢条斯理地寻找着还能下手的部位。炎热的夏天，审讯室里闷得像蒸笼，周苏平的嘴唇已经干裂出血，但他没开口要水喝——他知道，要了也不会给，反而会换来更多的羞辱。

“说吧，你的上级是谁？联络点在哪里？”日本军官的声音依然平静，“说了，就能喝水，就能活命。”

周苏平抬起眼睛，看着对方。他的喉咙干得发痛，每一个字都说得很费力，但说得很清楚：“我是中国人。”

三

周苏平被扔回牢房时，已经是深夜。他趴在发霉的稻草上，一动不动。身上的伤口火辣辣地疼，有些地方已经化脓，发出难闻的气味。但他心里清楚，这些皮肉之苦要不了命。真正要命的是接下来的时间——敌人不会轻易放过他，要么他屈服，要么他死。

他不能死。至少不能死在这里。

牢房里还有另外两个囚犯，都是普通百姓，一个是因为“私藏粮食”，一个是因为“夜不归宿”。他们缩在角落里，看着周苏平，眼神里满是恐惧和同情。

第二天一早，牢门开了，一个挑着粪桶的老头低着头走进来。他是监狱的杂役，每天负责清理各牢房的马桶。老头大概六十多岁，背驼得厉害，脸上满是皱纹，一双眼睛浑浊无光。

周苏平注意到了他。接下来几天，每当老头来挑粪时，周苏平都会试着跟他搭话。开始时老头很警惕，什么也不说，只是低头干活。但周苏平不急，他挑老头干活时旁边没看守的时候，轻声说上两句。

“老人家，家里还有人吗？”老头起初不理他。第三次问时，老头终于抬起头，看了周苏平一眼：“儿子没了，被日本兵打死的。”

周苏平心里一动。他慢慢挪到牢门边，压低声音：“我认识打鬼子的人。”老头的动作停了一下。“我也是打鬼子的。”周苏平说得很轻，但很清晰，“现在需要您帮个忙。”

老头没说话，继续舀粪，但他的手在抖。

第二天，老头再来时，周苏平已经准备好了——他从内衣上撕下一小条布，用捡来的炭块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炭块是他在墙角发现的，可能是以前关在这里的人留下的。

老头挑着粪桶经过时，周苏平把布条悄悄塞进了他手里。

布条上写着：“要坚强，不悲伤，我准备牺牲。”这是给妻子的。周苏平知道这很冒险。如果老头把布条交给日本人，他就完了。但他更知道，妻子在等他消息，她一定急疯了。他必须让她知道，他还活着，而且没有屈服。

两天后，老头又来了。这次，他经过周苏平的牢房时，轻轻点了点头。布条送出去了。

周苏平松了口气，但紧接着，更大的焦虑涌了上来。他知道敌人不会永远把他关在这里审问，要么转移，要么处决。他必须想办法出去。

又过了几天，他写了第二张布条：“带好孩子，继续革命。”这是最后的嘱托。如果他出不去，这就是他对家人、对革命最后的交代。

老头接过布条时，手抖得更厉害了。他看着周苏平，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闭上了，只是深深地看了周苏平一眼，那眼神里有悲悯，也有敬意。

四

周苏平不知道的是，在他狱中挣扎的同时，外面的营救工作已经开始了。中共太滆工委得知他被捕的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

直接劫狱风险太大，敌人看守严密，硬闯只会造成更多伤亡，唯一的办法是利用敌伪内部的矛盾。

当时常州城里的日伪势力并非铁板一块。日本人看不起伪军，伪军之间又分不同派系，互相倾轧。工委通过地下关系，联系上了一位与我方有联系的大商贾。这位商人在本地有些影响力，与伪军某些军官有交情。

“需要一大笔钱。”对方跟工委的联络人说，“打点上下，疏通关系，让他们‘疏忽’一下。”“钱不是问题。”联络人说，“只要人能出来。”

不久，一笔可观的银元被悄悄送到了几个关键人物手里。

伪军看守所的一个小队长拿到了钱，另一个负责审讯记录的文书也拿到了钱。就连日本宪兵队的一个翻译，也收到了“心意”。钱果然起了作用。周苏平在牢房里的待遇开始微妙地变化。先是每天的审讯减少了，接着看守对他不再那么粗暴。

有一次，一个伪军士兵甚至偷偷塞给他半个馒头。

但最重要的进展是：通过那位商人的关系，他们搞到了一张“良民证”。

“良民证”是日占区百姓必备的身份证明，没有它寸步难行。这张证上的名字不是周苏平，而是一个化名，照片也是临时弄上去的，有些模糊，但足够应付一般检查。

问题是，怎么把证送进去？

又是那个挑粪的老头。

组织上派人找到了他的住处——城外一个破旧的窝棚。去的人没多说，只留下一包钱和一张折好的“良民证”。“下次去监狱时，把这个带给周同志。”那人说，“他知道该怎么做。”

老头接过东西时，手一直在抖。

他看着来人，终于问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他……真是打鬼子的？”“是。”来人点头，“我们都在打鬼子。”

老头把东西紧紧攥在手里：“我儿子也是打鬼子死的。我会送到的。”

五

七月中旬，常州城热得像蒸笼。监狱里的日子更难熬了，闷热、潮湿、蚊虫肆虐，很多犯人生了病。周苏平身上的伤口有些已经感染，他发着低烧，但神志依然清醒。

一天早晨，看守突然打开牢门：“起来，出去干活！”这是新情况。以前重刑犯是不允许外出干活的，只能关在牢里。

周苏平心里一动，隐约觉得这是个机会。

他和另外十几个囚犯被押到火车站，任务是搬运货物。车站很乱，到处是货物堆、行李、来往的人。日本兵在站台上巡逻，伪军监工拿着鞭子吆喝着，但看得出来，他们也很不耐烦这大热天的差事。

周苏平干得很卖力。他扛着麻袋，一趟趟往返于货车和仓库之间。汗水浸透了破衣裳，流进伤口里，刺得生疼。但他没停，一边干活一边观察周围的环境。

车站有两道门，一道是站台入口，有日本兵把守；一道是货物出口，只有两个伪军懒洋洋地坐在那里。货物出口外面就是街道，人来人往。

中午时分，监工招呼休息。囚犯们被集中到一处阴凉地，每人发了个窝头。日本兵也躲到岗亭里去了，太热，他们懒得看着。

周苏平慢慢吃着窝头，眼睛始终没离开货物出口。那两个伪军正在聊天，其中一个掏出烟来抽，另一个起身去倒水。

就是现在。

他站起身，装作要去厕所的样子，慢慢朝货物出口挪去。没人注意他——囚犯们都在埋头吃东西，监工在打盹，日本兵在岗亭里扇扇子。

周苏平挂着良民证，镇定地走出了货物出口，两名伪军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人敢出来，因此都没注意到周苏平出去的情况。

周苏平出去后，转了个墙角，随后便狂奔起来，他不知道跑了多久，直到肺像要炸开，才在一个废弃的院子里停下来。他靠着墙，大口喘着气，心脏跳得像要冲出胸口。

他抬起头，看着院子外的一小片天空。天很蓝，有云在飘。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光影。

逃出来了。

他小心地把“良民证”收好，整理了一下破烂的衣裳，然后走出院子，融进了街巷的人流中。他的脚步还有些虚浮，但每一步都走得很稳。

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要找到组织，要见到妻儿，要继续革命。但此刻，在这七月的阳光下，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活着，真好。

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而有力，像一声宣告，也像一句承诺。周苏平没有回头，只是加快了脚步，朝着南方——那是地方部队活动的方向，也是希望所在的方向——坚定地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