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医学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为什么医患信任却越来越薄弱？

编者按：2025年12月14日，北京万圣书园内举行了一场关于医学与人文的深度对谈——《白色巨塔的裂缝》新书分享会。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潘隆斐，与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ICU主任薄世宁医生一道，围绕医学的现代性困境与未来图景展开了深入探讨。

白色巨塔的裂缝：市场化与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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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隆斐

很多患者极度信任医学，觉得它能解决所有健康问题，一旦治不好，就会认为是医生水平不行或出现医疗事故。但医疗本身有局限性，这是现代性带给大家的一种迷信。现代医学有大量经验性内容而非纯科学，比如传染病的隔离周期，就融入了西方文化元素。

中国现代医学发展过程中，传统医疗文化出现断裂。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我们的古典医学被与现代科学对立起来，使得国人很难区分现代医学和科学，这容易让医学生把医学看做是类似理工科的技术实践，而忽略了它以人为实践主体的特殊性。

王岳

医学现代化最大的问题是医患信任缺失，双方在诊疗中都很痛苦，患者怀疑医生，医生防备患者。这种信托关系本应基于极高的信任，患者把生命托付给医生，医生需以患者最大利益为核心，但现在很多医院被推向市场，管理者把自己当成企业CEO，商业利益与医学使命的冲突，让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南昌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伤医事件不是个例，医患关系本应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社会关系，如今却问题频发。医学人文不应只是口号，而应成为医学界自我反思、检视和改进的工具，潘老师这本书的难得之处，就在于敢对行业现象进行哲学视角的批判。

薄世宁

我做医学通识课程时，主编告诉我最打动人的不是技术里程碑，而是医学人文反思。现在医学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医患信任却越来越薄弱。有的重症患者对我完全信任，有的普通患者却会偷偷录音，这种反差背后，有市场化的影响，也有医患双方的责任。

医生群体在掌握技术进步后，容易滋生傲慢，缺乏共情。我年轻时曾对心跳骤停孩子的父亲说“能不能活还不一定，别问能不能醒”，现在才明白，同样的道理，换一种充满同理心的表达，对患者和家属来说意义完全不同。而患者对医学也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忘了医学终究无法对抗死亡。

安宁疗护：重新定义医学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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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世宁

安宁疗护不是放弃治疗，而是让患者有尊严地告别世界。我总结了“不痛、不遗憾、不纠结、不恐惧”四个关键点，用医学手段减少患者身体和心灵痛苦，让家人陪伴在侧，帮助患者战胜对死亡的恐惧。

患者的尊严不在于是否插管，而在于是否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我治疗过一位渐冻症阿姨，她只有眼睛能活动，却希望继续插管治疗，对她而言，能自主选择治疗方式，有人照顾，就是最大的尊严。医学既要讲科学性，更要讲人文性。

王岳

ICU和安宁疗护是生命最后一个岔路口，关键是谁来做选择。真正的尊重是让患者自主决策，而不是由亲属替其决定“好死还是赖活”。我们应该建立医学预嘱制度，让患者在有决策能力时提前规划医疗选择，避免家属主观臆断或因家庭矛盾引发纠纷。

深圳已通过地方立法确定生前预嘱的法律效力，但执行效果不佳，因为它未被强制纳入病历。医学文书改革是瓶颈，只有让生前预嘱成为病历的必要内容，通过电子注册等方式实现信息共享，才能真正保障患者的自主决策权。

潘隆斐

随着社会原子化和家庭小型化，安宁疗护面临新问题。比如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未婚无子女、父母双亡，面对死亡时会极度恐惧，传统安宁疗护方法难以适配。这反映出生命教育的缺失，我们需要帮助人们找到超越赚钱、工作之外的价值追求，让生命终结时不留遗憾。

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生死思考太少，呈现价值空心化状态。医学生应该开设生命教育课程，比如让学生写“遗愿清单”，帮助患者把最后时光过得充实，不是战胜死亡，而是战胜对死亡的恐惧。

医疗改革：公益与市场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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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

医疗、教育、宗教三个行业需要大爱无疆，天生具有“乞讨”资质，向社会求助会提升形象。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医疗行业主动担当，形象大好，但之后又回到企业化模式，偏离了公益本质。医院不能走市场化道路，要回归慈善色彩。

我们国家还有很大一部分家庭经济条件提升空间很大，这类家庭一旦有人患肿瘤，即便肿瘤可治，也会因经济压力陷入绝望。新农合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我们应该学习古巴的医疗模式，回归社会主义国家医疗的公益性，同时借鉴美国梅奥诊所“挣两头赔中间”的模式，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向富人筹集善款。

医疗就像一棵树，生活习惯是树根，肿瘤治疗、心血管支架等技术是树冠。现在大家都关注树冠，却忽视了树根的养护。全民健身行业的兴起让病人减少，这说明预防疾病比治疗疾病更重要，医保资金应该更多向基层倾斜，鼓励医生做好健康管理。

薄世宁

市场化激励能推动医疗技术创新，比如120万一针的CAR-T细胞疗法，让部分白血病患者生存率提升到90%，这种颠覆性创新离不开资本驱动。但也要兼顾公益，通过制度设计让医疗资源更公平，不能让没钱成为患者放弃治疗的理由。

科普能改变命运，有观众因为我的视频戒烟、切息肉、根除幽门螺杆菌，还有家族肝癌史的患者通过抗病毒药避免了悲剧。国家重视科普，因为它能提升公众健康素养，预防疾病，减少社会医疗成本，对医生而言，科普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

分级诊疗与AI 时代的医疗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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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

三明医改的本质是“各司其职”，通过紧密型医联体将常见病、多发病放在基层，让三甲医院专注疑难重症。现在大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资源闲置，这种“高射炮打蚊子”的现象，根源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

推行分级诊疗需要配套年薪制，按技术职称设定医生收入上限，避免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让三甲医院医生挤占基层资源。同时，鼓励医生多地点执业，在完成公立医院规定工作量后，可到民营医院提供高端医疗服务，实现医疗分层。

未来医疗会像交通一样分层次，政府提供公交式的基本医疗，保障广覆盖、低水平；市场提供专车式的高端医疗，满足个性化需求。国家要为最穷的老百姓织好医疗安全网，确保即便身无分文，也能看得起病、上得起学。

薄世宁

AI不能用于诊疗，但可以提供生活方式建议，帮助医生从繁琐工作中解放出来，专注人性化关怀。现在“DeepSeek+美团”的看病模式是初期现象，未来AI会越来越精准，但要警惕算法偏见，避免加深城乡医疗鸿沟。

分级诊疗是正确方向，要通过经济杠杆调控患者流向，比如高血压患者在三甲医院拿药自付比例提高，在社区医院自付比例降低，引导慢病患者在基层就医。同时，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缩小医生之间的水平差距，让基层医院具备承接常见病诊疗的能力。

现场互动：公众如何应对医疗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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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

我母亲咳嗽，在基层医院花3000元治了两个月没好，到三甲医院花1500元一周就治好；同事用AI问诊买药，导致眼睛伤害扩大，作为普通民众，该如何应对医疗不确定性？

王岳

常见病在基层治疗费用更低是事实，基层和三甲医院都可能误诊，不能因个别案例否定基层医疗。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都强调“少干预就是多作为”，多数常见病无需过度治疗。真正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家庭医生制度，由全科医生帮民众筛选就医渠道，而不是依赖AI或医疗广告。

薄世宁

国家明确规定AI不能用于诊疗，只能提供生活方式或就医建议。分级诊疗的核心是让社区医院承载慢病管理，三甲医院处理大病、重病，通过相互转诊体系形成闭环。随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完善，医生之间的水平差距会缩小，医疗不确定性也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