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家门口遇害，凶手为何只判“死缓”？

成都中院的判决书下来了，死缓。

一扇普通的家门，一次日常的争吵，十刀。一条年轻的生命陨落，另一个被认定“精神分裂”的生命，留在了生死之间的缓冲带上。

舆论炸了。人们愤怒于凶手的残忍，更愤怒于“精神病”似乎又一次成了减轻罪责的理由。但法律的秤，必须基于沸腾的情绪之外的东西——事实和证据。

一纸判决，可以给凶手定罪，却填不平悲剧留下的巨大空洞。

这个空洞里，是监护责任的全面失守。一个早有携刀滋扰前科、被警方警告过的女儿，她的父母做了什么，还是啥都没做？家庭，为何成了风险外溢的缺口？

这个空洞里，社区安保形同虚设。65岁，年老体衰，手无寸铁的保安，真有了危险，怎么保居民平安？早已失效的门禁，多次被忽视的预警，构成了悲剧的注脚。

在这个空洞里，还有司法精神鉴定程序的“信任危机”。一份关乎生死的鉴定，要做到无懈可击，让公众信服，到底有多难？

成都这起案件，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剖开了社会肌理中，那些脆弱的连接。判决不是终点。它是一记沉重的警钟，催促我们去修复看不见的裂纹。

为什么说这不是“防卫”？

凶手梁某滢说是“正当防卫”，法院的认定冰冷而清晰，不是！

法律上的防卫，有个最简单的道理，你不能先挑衅，先动手，然后说自己是被逼反击。

是梁某滢先上门的，带着刀，在人家门口吐痰。保安已到场，她依然动了刀子。对方抓起一个摆件自卫，她挥刀刺向死者的胸口和头部，整整十刀。

这远远超出了“防卫”！

法律对“防卫”有着近乎苛刻的尺度要求。对方挥来一拳，你不能回敬一颗子弹；对方用摆件抵挡，你不能刀刀致命。更何况，冲突的引信是她亲手点燃的。法律不会保护带着刀上门寻衅，并最终把暴力推向极致的人。

那十刀，彻底剥去了任何“防卫”的伪装，露出了“故意杀人”的本质。

“精神病”真是免死金牌吗？

鉴定说，梁某滢是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很多人不理解，不愿相信。一个能清晰辩称自己“正当防卫”、能当庭辞退律师，据理力争自辩的人，怎么就“精神病”了？一个提前带刀、蹲守多时、连刺十刀的人，不能完全控制自己，有多少人相信？

司法的逻辑在这里分了两步。

第一步，是技术认定。只要鉴定程序合法，结论经得起质证，法院就必须在技术上予以尊重。这不是采纳一面之词，是尊重法定程序的专业结论。2.5小时的鉴定过程充满争议，在法律上，它是有效且被采纳的证据。

第二步，才是关键。法律说的是“可以”从轻，不是“必须”从轻。

法院的判决，是在做一道残酷的“算术题”。天秤的一端，放着“限制责任能力”这个砝码。另一端，放着什么？是预谋携带凶器，是上门主动挑衅，是手段极其残忍的十刀，是对社区安全感的摧毁。

判决结果出来了。天秤的指针，最终停在了“死缓”。

这意味着，“精神病”这个因素，让她从“死刑立即执行”的悬崖边，被拉了回来。

这个判决本身，就在对抗那种“有病必宽”的恐惧。它试图说明，疾病可以被考量，但罪行必须被清算。精神病史，从来不是恶性犯罪的通行证。

死缓，是妥协还是平衡？

公众的呼声很简单，“杀人偿命”。

法律却必须复杂。它要在惩罚罪责和衡量责任能力之间，找到那个唯一合法的支点。成都中院的判决，可以看作是这个支点的产物。

它没有因为“精神病”，就打开免罪的大门，也没有因为民意的汹涌，就罔顾法定的从轻情节。它选择了一个最重的，但又留有余地的刑罚。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这不是故事的终点。相反，它是一个更漫长审查的开始。两年缓刑期，是对她表现的考察，也是法律悬在她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显然，这不能平息受害者家属的悲愤，与“死刑立即执行”的诉求相去甚远，但它试图在法律的框架内，给出一个兼顾了惩罚与审慎的答案。

成都中院的这份判决，试图在狂暴的情感与冷静的法条之间，寻找一个立足点。它没有迎合“杀之而后快”的汹涌情绪，也没有让“精神病”成为脱罪的万能借口。

它或许不完美，但它展示了一种努力，用法律的尺子，一毫米、一毫米地，去丈量疯狂与罪恶的边界；去称量，减轻的责任和加重的罪行。

正义的实现，从来不只是手起刀落的瞬间。更多时候，它是在荆棘中艰难跋涉的漫长过程。这份判决，是这个过程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