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3年冬，去往醴陵的夜班货车摇摇晃晃，押运员只听到一句嘱咐：“箱子里是给‘老首长’的东西，别晃。”木箱中没有机密文件，也不是武器，而是一批正在实验的瓷胎。这趟低调的运输，为后来两种“毛瓷”奠下第一笔伏笔。
那时的毛主席已年过八旬，视力、握力都大不如前。饭菜端上桌，稍不留神就凉透。管理员吴连登观察日久，犯难：普通瓷碗太大，保温又差，老人家端不稳，吃不好、睡更差。厨师、护士、警卫都替他着急，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家什。
1974年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长沙西郊汇报工作，顺口提起主席喜欢的小碟小碗。张一句“可否做个更顺手的”，让吴连登灵机一动——干脆请醴陵工人烧一批“小口径、带盖、易保温”的碗。于是，醴陵群力瓷厂深夜接到加密电话：只做几十件，不许外传。
两周后，李人中设计出四种花样——月季、芙蓉、菊花、梅花。月季又叫“月月红”，寓意“山河一片红”，颜色亮，图案简洁。试样送到长沙，毛主席拿在手里，笑言“这好啊”，随即吩咐把碗盖揭开尝菜。红月季款由此成了晚年进餐的“主力碗”，一直陪伴至1976年。
任务收尾极其严格：模具封箱，配方锁柜，除上交的四十件外，其余全部砸毁。内部流出的寥寥几件，多被工作人员当笔筒、糖罐用。1997年广州一场拍卖，带细裂纹的红月季小碗被举牌喊到八万八千元——不少行家苦笑，说完整一套根本凑不齐。
同一时间线的另一端，江西也忙得热火朝天。1974年12月，汪东兴致电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安排主席可能前往南昌休养。湖南接待处递来一只瓷盘给黄看，盘面红梅却发灰。黄脱口而出：“我们景德镇做的，肯定比这好。”一句话把自己“推”成了总负责人。
1975年初，黄庆荣赶到景德镇市委，请书记李克时暗中筹建“顶级班子”。若公开说是为主席制瓷，保不齐轰动全国，于是全程口头指令，不留一纸文字。李克时找来陶瓷科技研究所副所长罗慧蓉。第一次会面，黄直接说明身份，罗愣住：“一个月完成任务，完不成任务你就把我关起来！”这句半玩笑半豪气的承诺，成了后续高强度攻关的“动员令”。
设计稿推倒重来十余次，“水点桃花”“双面芙蓉”都被否定，最终定下“翠竹红梅”。理由很简单：红梅是主席故乡的象征，翠竹则寓意气节。烧制温度、釉料配比、釉下彩浓淡都一次次调整。八月初，试件达到要求。黄庆荣下令：人员即刻解散，次品就地打碎，图纸付之一炬。罗慧蓉恳求留下少量残件和一套图纸作技术样本，获准，但条件是“绝不能流向市场”。厂里究竟留下多少，没人能给准数，黄庆荣自己则一件也未带走。
由于任务编号为“7501”，景德镇内部将这批瓷器称作“7501工程”。日后学界提及“毛瓷”，往往指的就是这组“7501”与醴陵1974年红月季。两地工艺风格迥异：醴陵胎薄釉亮，偏日用；景德镇胎厚釉润，更像陈设。二者共同点只有一个——数量稀少，制作过程全封闭。
有意思的是，无论醴陵还是景德镇，参与者都以为最终会举行交接仪式，让主席亲自挑选。真相却是，这些瓷具悄无声息地送进中南海或长沙官邸，工作人员照常换上，不作说明。毛主席只当是新的日用品，从未意识到背后一连串秘密行动。
时至今日，“毛瓷”在收藏圈被炒得火热，一只红月季杯动辄数十万，但成套标本几乎见不到。连当年的制作者也只能凭记忆回想件数、形制，很多细节已随人员老去而模糊。有人感叹，想复刻都难，因为配方和火候记录都被销毁。
然而这两批瓷具依旧留下清晰信息——八十年代老干部传承下来的口耳相授，证明它们的使命并非供人把玩，而是让年迈的领袖吃上一口热饭、握得住一只轻碗。那份细微却严谨的体贴，透过瓷面上的釉色，被后人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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