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国家收回香港，却为叛国逆子求情，最终的答复让他绝望

有些人的脸面，是给国家的，一辈子挣得盆满钵满；有些人的脸面，是留给家里的，一辈子守得严严实实。

可有的人，把国家的脸面挣得比天还大，回过头，却发现自家的门楣塌了。

2000年开春，北京城里还带着点凉意。

中南海旁边的一座院子里，突然传出一声不像是快九十岁老头能发出的吼声，那动静，像是要把房盖儿都掀了。

吼声里头，全是那种英雄末路、颜面扫地的窝囊和憋屈。

坐在他对面的，是当时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专门来看他的。

这位主任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看着眼前这位一辈子腰杆挺得笔直的老人，因为自己儿子的事，哭得跟个孩子一样，老泪混着鼻涕往下淌。

“我没把孩子教好！

我没脸见人了，我对不起党！”

这一嗓子，喊碎了一位开国元勋后半辈子的心。

他在外面给国家挣足了面子，什么基辛格、田中角荣，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打起十二分精神。

可他偏偏在家里这个战场上，输了个底朝天，连做爹的最后一点体面都没保住。

想弄明白这老爷子心里的苦，得把他这一辈子掰成两半看，一半在枪林弹雨里，一半在看不见硝烟的谈判桌上。

要说姬鹏飞这人，他最早拿的不是枪，是手术刀。

他老人家一辈子的起点，压根就不是在地图上指点江山的指挥部，而是在一股子消毒水味儿的战地医院里。

穷人家出身，十几岁就混进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军医学校学了个手艺。

在那个年月，能救人命，就等于能保自己的命。

可时代的大浪一来，谁都别想安安稳稳地待着。

1931年，江西宁都那几声枪响，彻底把他的人生轨道给扳了。

当时他已经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少校军医，正经的科班出身。

但他跟着董振堂、赵博生那帮人，脑子一热，或者说是看明白了，就这么卷进了红色的队伍。

从那天起，他手里的那把刀，服务的对象就换了。

长征那会儿，两万五千里的路，他是跟在队伍后头的“保命官”，当着军委后生部的头儿。

雪山草地，没吃没喝，伤员一抬下来，就看他的了。

他得从阎王爷手里抢人，用最简陋的家当，把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从死亡线上往回拽。

那段日子，让他看透了生死的残酷，也看懂了信仰的分量。

等到皖南事变，自己的战友被自己人背后捅了刀子，那股子悲愤和刺痛，让他做了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

他跟上级说，我不当医生了，我要带兵打仗。

放下手术刀，拿起指挥刀，这可不是从厨房换到堂屋那么简单。

这是从救一个人，到决定成百上千人怎么活下去的转变。

很多人都替他捏把汗，觉得一个拿惯了柳叶刀的手，怎么去指挥千军万马。

可姬鹏飞愣是干成了。

他身上有股子外科医生特有的劲儿：冷静、精准、下手狠。

看准了病灶，一刀下去，绝不哆嗦。

打汝南战役，他带着第七纵队，硬是像做手术一样，把敌人的防线一块块给精准地切开、剥离，最后整个端掉。

他打仗，不讲究什么花里胡哨的战术，就是实用，就是看准了往死里打。

这种风格，让他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从一个“半路出家”的指挥员，硬是打成了独当一面的将军。

建国后，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位儒将要继续在军队里大展拳脚的时候，一纸调令，又把他的人生轨道给扳了一下。

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让他脱下军装，穿上西装，去搞外交。

这一下，战场又换了。

从真刀真枪的沙场，换到了唇枪舌剑的谈判桌。

对手，也从扛着枪的敌人，变成了西装革履、笑里藏刀的各国政要。

这对姬鹏飞来说，难度比当年“弃医从武”大多了。

他没什么外交经验，外语也得从头学。

那时候的外交部，大多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说话引经据典，而他，身上那股子军人的直来直去，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但他还是那股劲儿，不懂就学，不会就问。

他把每一次外交谈判，都当成一场攻坚战。

摸清对方的底牌，分析对方的弱点，判断对方的意图，然后一击必中。

他不像有些外交官那么能言善辩，但他说话，分量重，每一个字都砸在地上有声。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部长，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将军，他说的每一个“不”字背后，是一个强大国家和一支强大军队的意志。

七十年代，中国外交破冰，那可是姬鹏飞最高光的时刻。

美国人来了，基辛格这个被西方吹上天的战略家，跟姬鹏飞坐在一张桌子上，也得小心翼翼地措辞。

日本人来了，田中角荣急着要建交，姬鹏飞不急不躁，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历史问题的每一个字眼上，寸土不让。

最后，《中日联合声明》签下来，每一个条款，都凝聚着他通宵达旦的据理力争。

那一刻，他守的是“国门”的尊严。

时间一晃到了八十年代，他又接了一个更烫手的山芋——香港问题。

当时中英谈判，撒切尔夫人刚打赢马岛战争，气势汹汹，一上来就想搞“主权换治权”那套。

姬鹏飞当时是港澳办主任，直接负责这件事。

他跟着邓小平，一次次跟英国人交锋。

小平同志在前面定了调子：“主权问题，没有半点回旋的余地！”

姬鹏飞就在后面，把这个调子，变成一条条具体的、无法撼动的法律条文。

从《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到《基本法》的起草，他几乎是把后半生的心血，都扑在了香港回归这件事上。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姬鹏飞作为特邀嘉宾，坐在观礼台上。

看着那面旗帜，这位老人的心里，想必是翻江倒海。

他这一辈子，从战场上保卫国土，到谈判桌上捍卫主权，终于亲眼看到了这最圆满的一幕。

他守了一辈子“国门”，到老了，总算亲手把这扇丢失已久的“门”给迎回来了。

可就在他为国家的“大门”感到无比荣耀的时候，他自己家的“小门”，却出了天大的事。

他的儿子姬胜德，利用自己在总参二部部长的位置，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案——出卖国家最高级别的军事情报。

这事捅出来，整个高层都震动了。

一个为国家守了一辈子秘密和尊严的人，他的亲生儿子，却干着挖国家墙脚、卖国求荣的勾当。

这比在姬鹏飞心口上捅一刀还难受。

案件查实，证据确凿，姬胜德被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得到消息的姬鹏飞，一下子就垮了。

他一辈子的荣耀、一辈子的信仰，在这一刻被他儿子踩得粉碎。

他想不通，自己一辈子对党对国忠心耿耿，怎么就养出了这么个逆子。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他拖着病体，四处求情，甚至想用自己一辈子的功劳，去换儿子一条命。

这不是一个高官在动用特权，而是一个绝望的老父亲，在做最后的挣扎。

他给中央写信，话里话外只有一个意思：我为国家干了一辈子，临到老了，能不能就看在我这张老脸上，给我留个后。

中央的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决：功是功，过是过，谁犯了法，都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

前来探望他的那位领导，带来的就是这个最终的、无法更改的答复。

当姬鹏飞听到这个结果，他彻底绝望了。

他一生中最看重的两样东西——国家的脸面和家庭的脸面，在这一刻，他一个都保不住了。

他觉得没脸再见那些牺牲的老战友，没脸再面对这个他奉献了一生的国家。

2000年2月10日，在无尽的痛苦和羞愧中，这位戎马一生、功勋卓著的老人，选择了用一种最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他走了之后没多久，他的老伴许寒冰，也跟着他去了。

姬鹏飞的骨灰，按照他的遗愿，一半洒在了他战斗过的太行山上，另一半，洒在了八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