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得从1950年春天说起,北京城那会儿还冻得人直哆嗦。
清华园里,一间书房塞满了旧书和图纸,一个女人正趴在桌上画图,咳得厉害。
这女人是林徽因,肺病把她折磨得只剩一把骨头,可她手里的笔稳得很。
灯光昏黄,照着她那张没啥血色的脸,她画的不是什么风花雪月的亭子,而是一个刚满周岁的国家的脸面——国徽。
这活儿,不是画着玩的,是跟阎王爷抢时间,也是在回答一个时代的问题。
新中国这栋大房子盖起来了,可门脸上连个牌匾都没有。
得赶紧弄个像样的图样出来,让四万万人都认,也让全世界都看看,咱中国人到底站起来是个什么精气神。
话说回来,这事儿早就张罗开了。
建国那阵子,中央就发了话,全国征集国徽图稿。
要求就十二个字,硬邦邦的:“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工农联盟”。
话不多,分量千斤重,给这新国家的“脸”定下了调子。
一下子,全国各地的稿子跟雪片似的飞到北京,九百多份,啥样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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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热情高是真高,可画出来的东西,就有点五花八门了。
有人还想着老皇历,画了个龙啊凤的,评审的人一看就给毙了,说这是封建王朝那套,不行。
有人脑子直,就把五角星跟齿轮搁一块儿,又被说太干巴,没嚼头。
更多的是那种不中不洋的,要么学苏联老大哥,画镰刀锤子,要么就堆上一堆祥云、仙鹤,看着乱糟糟的,不知道想说啥。
这九百多份图稿,堆在那儿,看着热闹,其实挺愁人的。
它说明一个问题:大伙儿都爱国,但这爱国的心气儿,跟能拿得出手的设计本事,中间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日子一天天过,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开国大典时那个临时的会徽,总不是个事儿。
这新中国,急着要一个能镇得住场面、经得起琢磨的永久标志。
眼瞅着“海选”没戏,上头决定换个玩法,不搞群众运动了,直接找顶尖高手“命题作文”。
这么一来,两拨人马就浮出了水面,代表了当时中国设计界的两座山头。
一拨是中央美院的张仃他们。
这帮人是跟着革命队伍一路画过来的,画宣传画、画年画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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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笔杆子,沾的是枪炮的硝烟和土地的泥巴,画出来的东西,颜色火辣辣的,线条硬邦邦的,瞅一眼就让人热血沸腾。
在他们看来,国徽就得像一面战旗,一声口号,简单直接,让大字不识一个的老百姓也能一眼看明白,跟着激动。
另一拨,就是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梁思成和林徽因。
这对夫妻,一辈子都在跟中国的古建筑打交道,满脑子都是斗拱、瓦当、青铜器上的花纹。
他们说话,都带着一股子书卷气。
他们觉得,国徽不能光吼,得有内涵,得像一本厚厚的史书,把五千年的家底都浓缩进去,得庄重、得典雅,得有那种不动声色的力量。
于是,一场没动刀枪的“比武”,就在中央美院和清华园的设计室里悄悄开场了。
这不光是两种画风在打架,更是两种心思在碰撞:这个新生的国家,到底是该亮出革命的肌肉,还是该披上文明的锦袍?
对林徽因来说,这可能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为国家干的大事了。
她的身体已经垮了,肺痨让她连大声说话都费劲。
可她一头扎进了故纸堆里,从商周的铜鼎,到汉唐的石碑,翻了个底朝天,就想给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找一个古老又贵气的“魂”。
最后,她把宝押在了一样东西上——玉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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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她随手抓来的。
在她心里,这块圆圆的玉,讲究大了去了。
首先,老祖宗在《周礼》里就说了,“以苍璧礼天”,这是祭天用的宝贝,代表国家一统,敬天法祖。
其次,古人说君子“比德于玉”,玉代表的是和平、是信义,正好是一个新国家立身的根本。
最后,它那个圆乎乎的形状,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正象征着全国人民大团结。
想好了骨架,林徽因就开始往上添肉。
她把革命的符号和传统的美学,像和面一样揉在了一起。
最中间,一颗红彤彤的五角星,告诉所有人,这国家是谁在领着走。
玉璧外头,绕着一圈饱满的麦穗稻禾,每一颗谷子都被她画得像是要爆开一样,象征着养活所有人的工农大众和这片肥沃的土地。
那圈边的花纹,她用了汉代瓦当上“长乐未央”的图案,盼着国家能长久安稳,好日子没个头。
这份设计稿,是林徽因咳着血画出来的,把中国老祖宗的美学,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给盘活了。
稿子画出来,先给一帮文化人看,大家一看,都拍案叫绝,觉得这东西太雅了,太有分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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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问题是,这玩意儿一旦走出书斋,拿到大庭广众之下去,一个要命的问题就来了。
在一次评审会上,有人提了个问题,直戳林徽因方案的软肋:“梁先生,林先生,你们这个玉璧,读书人、文化人知道是好东西,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他们认得这是个啥玩意儿吗?”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把所有人都浇醒了。
是啊,1950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绝大多数人还不识字,报纸都看不明白,你整个这么文绉绉的东西,谁懂啊?
一个国家的标志,首要任务不是让专家点头称赞,而是得让田间地头的农民、工厂里的工人,一眼就能认出来,心里能跟着热乎起来。
那个时候的中国,需要的是一个能跟老百姓直接对话的符号。
他们不懂《周礼》,没见过玉璧,但他们人人都认得一个地方——天安门。
那座城楼,是皇帝没了、新社会来了的见证。
几个月前,毛主席就是站在那上面,对着全世界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天安门早就不是一座简单的建筑了,它是刻在四万万中国人心里的一座丰碑。
为了看得更清楚,他们干脆做了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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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两份方案的草图放大,挂在政协礼堂的墙上,人站得远远地看,模拟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效果。
结果一目了然:张仃他们以天安门为主体的设计,轮廓清楚,红是红,黄是黄,大老远就能看明白。
而林徽因那个玉璧方案,就显得太“秀气”了,那些精雕细琢的纹路和细节,离远了就糊成一团,啥也看不清。
更关键的是,那时候咱们在国际上挺孤立的。
西方国家都封锁咱们,国徽这张“名片”递出去,必须得立场鲜明,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当家做主的国家。
你弄个玉璧,内涵是深,可外国人更看不懂了,还以为是哪个朝代的古董呢。
你再看看人家苏联的国徽,镰刀斧头,朝鲜的国徽,大坝水电站,都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是谁,我信什么。
最后,没啥悬念了。
历史的天平,稳稳地倒向了那个更有劲儿、更响亮、更能让老百姓“看得懂”的天安门方案。
最终方案定了下来,国徽上没有林徽因心心念念的玉璧。
但她画的那些颗粒饱满的稻穗,那条飘逸的红色绶带,还有整个圆形的构图,都被吸收了进去,成了最终国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这个结果,林徽因心里有文人的失落,但更多的是一个公民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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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写,国徽是国家的脸,不是哪个设计师的作品。
这事儿过去七十多年了。
后来,林徽因的玉璧方案手稿在网上被人翻了出来,很多人看了都说,真美啊,太可惜了。
这种可惜,恰恰说明咱们的日子跟当年不一样了。
现在国家强大了,老百姓生活好了,我们有闲情逸致去品味那些含蓄的美,去琢磨那些古老的文化了。
可要是把时间倒拨回1950年,那个一穷二白、强敌环伺的当口,我们得承认,那会儿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温文尔雅的吟诵,而是一声响亮的呐喊。
最终挂上天安门城楼的国徽,用它雄伟的姿态,扛起了一个新生国家所有的希望和力量。
林徽因设计的稻穗被保留了下来,成了国徽的一部分。
五年后,她在北京的病榻上离世,这座她曾倾尽心力想要保护其完整城墙的古都,最终成了她的长眠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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