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洋场“造梦机”：近代上海百货公司与南京路的景观

二十世纪初的上海南京路，经历了一场从物理空间到文化意象的深刻蜕变，其核心驱动力，便是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这四家民族资本百货公司的崛起。它们远非单纯的商业场所，而是功能强大的“造梦机”——通过精密的资本运作、建筑实践与文化编码，系统性地生产出一种关于“现代”与“摩登”的集体幻想。

本文以“造梦机”为隐喻，剖析这一都市景观的建构过程：百货公司如何通过战略性的空间落位与激烈竞逐，重塑了南京路的商业地理；其折衷主义的建筑美学与新兴技术，如何将街道从平凡的“马路”转变为充满戏剧性的“舞台”；最终，它们又如何通过组织新颖的消费实践，引导市民在其中体验并内化一种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本研究试图论证，南京路的现代性，在相当程度上并非自然生成，而是被百货公司这一综合性装置所主动建构、展示并贩卖的，这一“造梦”历程及其物质遗产，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上海的城市肌理与文化记忆。

一、作为“造梦机”的百货公司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聚焦于百货公司？在近代上海纷繁复杂的城市图景中，银行、市政大楼、报馆、电影院、工厂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近代上海的两个重要历史事件却与百货公司紧密相连：1949年5月25日，位于新新公司东北角楼的凯旋电台向上海市民播报：“亲爱的上海人民，我们上海人民解放了，人民解放军已经来到上海南京路！”随后，上海第一枚红旗，悬挂于永安公司的塔楼——天韵楼的尖顶上。这些历史性事件，伴随着普通市民对于百货公司的记忆，让百货公司成为城市中最有特点的节点，至今仍被各界人士津津乐道。同时，正是因为百货公司作为一个场所，将资本、商品、空间、身体和欲望前所未有地整合在一起，是解读上海现代性与都市文化最生动的文本。

基于此，“造梦机”这个隐喻便呼之欲出了。百货公司正是制造和展示“摩登”（Modern）之梦的核心装置。它将抽象的“现代”、“西化”、“时尚”等概念，转化为可触摸的商品、可穿行的空间、可观看的橱窗和可参与的娱乐。它不仅仅在销售商品，更是在销售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身份认同的幻想，并将这种幻想物质化、空间化于南京路这条伟大的街道上。

二、百货公司的空间落位与南京路商业格局的重塑

在百货公司出现之前，南京路虽然已是商业要道，但其核心区域仍在四川路以东到外滩片区，这里集中了几个英商百货公司，也是银行、洋行聚集之处。从四川路往西走，街道就越来越疏朗、建筑也愈发趋于中式（图1）。

图1

先施与永安的创始人，都是具有敏锐眼光的华侨资本家。他们先后在香港创办百货公司，在初尝经营成效后，将目光放在这个“远东第一大都会”，以图再创辉煌。他们选择在日升楼（今浙江中路与南京东路交汇处）附近对峙而立，这里正处于当时商业繁华地段的西缘，向东可吸引传统客流，向西则直面跑马厅这片巨大的城市开放空间，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两条电车线路在这里交汇而过，既能带动本地客流，也能让周边城镇的客流经由上海北站的电车快速地到达这个路口。马应彪（先施）和郭氏兄弟（永安）的“对垒开局”，一举奠定了南京路中心段一百多年的基本格局。在先施、永安之后，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相继在其西边落座开业。于是，从浙江路口到西藏路口，短短数百米的距离内，四大公司密集排布（图2）。它们不再是孤立的商业点，而是通过激烈的竞争和功能的互补，串联起整个南京路东段，形成了一条高密度、高强度的“景观消费带”。顾客在一家公司购物后，会很自然地漫步到下一家。百货公司们共同将南京路从一条线性的马路，提升为一个整体的、充满吸引力的消费“场域”。

三、百货公司的建筑美学与街道意象的现代化转型

四大公司的建筑本身，就是宣言书。它们普遍采用当时流行的折衷主义风格，将巴洛克式的穹顶、新古典主义的立柱、文艺复兴式的细部，与现代化的钢架结构和玻璃幕墙结合在一起。比如永安的标志性塔楼，先施的尖顶，都不仅仅是装饰，而是权力的象征，是定义城市天际线的视觉焦点。它们以其巨大的体量和垂直的形态，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国城市低矮、平缓的空间尺度，宣告了一个追求高度、速度和效率的现代时代的到来。

当夜幕降临，建筑立面上的霓虹灯和巨幅广告牌次第亮起，彻底改变了城市的夜间景观。南京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不夜城”，光影本身成为消费主义的盛大演出，持续不断地制造着繁华与梦幻的氛围（图3）。

图3

这种建筑与街道的互动，在“骑楼”这一元素上得到极致体现，它原本是为人行道提供了遮阳避雨的空间，在南京路上它却创造了一种全天候的、鼓励漫游的消费环境。更重要的是，它模糊了室内与室外、公共与私密的边界。行人在骑楼下穿梭，目光却被橱窗内的景象所吸引，仿佛在观看一个个微缩的梦境。

四、百货公司、消费实践与现代性都市体验的建构

空间功能的复合性与“一站式”体验

四大公司的革命性，还在于它们超越了单纯的购物功能，成为复合型的现代生活展示和体验空间。先施和永安都附设有旅馆、酒楼和舞厅。新新公司有“新新乐园”屋顶花园，提供戏曲、杂耍等娱乐。正如1946年《工商通讯》中一文记载的：

“永安公司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百货大商场，从铺面到四楼，寰球百货应有尽有，惟很多人还不知道他尚有很多‘同胞兄弟’，直接间接都是永安资产。你办了货色假如无处可住，它有头等房间大东旅社供应；你想散心解闷，现代化的请你弯进大东舞厅，旧式化的有天韵楼游艺场，五花八门，各戏俱全；假如要吃的话更可随心所欲，大菜间、茶室、冷饮部、七重天、咖啡室，你有什么胃口就有什么供你满意，吃个痛快而已。假如你需要保险，那永安人寿保险水火保险公司已在新厦等你。你要爱用国布的话，那永安纱厂的出品也是赫赫有名，在纱布业中首屈一指，杨树浦有永安一厂，吴淞是永安二厂，三厂在麦根路，后又在蕴藻浜开设永安第四厂，纱厂外漂染还有大华印染厂，惠通纱厂也属于永安纺织公司之范围。”

这意味着，市民来到百货公司，可以待上一整天：白天购物，下午在茶室约会，晚上在屋顶花园看戏，或者去舞厅跳舞。百货公司提供了一个“一站式”的现代生活体验包。它也因此成为上海最重要的新型公共空间之一。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在此交汇。女性可以在此相对自由地活动、社交，展现自我，观察他人也被他人观察——百货公司成为一个学习如何成为“现代人”的课堂。

商品、身体与身份的重新定义

走进百货公司，就如同开启了一场“环球旅行”。这里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英国的毛呢、法国的化妆品、美国的电器、瑞士的钟表。这种陈列本身就在贩卖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想象，暗示着购买这些商品，就能与全球时尚同步。

其中，对身体相关的商品营销最为突出。百货公司通过引进和推广时尚服饰、高跟鞋、丝袜、化妆品，直接参与了对“摩登女郎”形象的塑造。短发、旗袍、高跟鞋、手袋，这一经典形象的形成，与百货公司的推波助澜密不可分。同样，西装、领带、皮鞋也在塑造着“现代男性”的形象。消费主义与身份认同紧密挂钩：你通过消费什么、如何消费，来定义自己的品味、阶层和现代程度。

竞争的技术：促销活动、时尚展演与媒体广告

为了吸引顾客，四大公司使出了浑身解数——打折、赠品、抽奖（头奖常常是汽车或洋房）等促销活动层出不穷，制造出一波波消费狂欢节。

更高级的竞争则升华为文化景观的竞争。它们聘请“上海小姐”作为形象代言人，举办时装发布会和选美比赛，将商业活动包装成社会时尚事件。同时，它们在《申报》、《新闻报》等大众媒体上大量投放广告，不仅宣传商品，更共同炒作“四大公司”和南京路作为“现代”、“时尚”代名词的整体意象。这种联合造势，使得南京路的景观效应不断自我强化。

五、“梦”的遗产与当代回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代上海的四大百货公司，绝不仅仅是被动的商业实体。它们是能动的“造梦机”，是建构南京路现代性景观的核心行动者。它们通过战略性的空间落位重塑了城市商业地理；通过混杂而宏伟的建筑美学转型了街道意象；通过复合化的空间功能和精心设计的消费实践，重新定义了现代都市生活体验。从物理空间到视觉美学，从社会功能到文化心理，它们多维度、立体地参与并主导了“十里洋场”这场盛大“梦境”的制造。

这种“造梦”的遗产一直延续至今。我们今天看到的南京路步行街，其作为“中华第一街”的底色，正是在那个时期由四大公司所奠定的。那种消费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的基因，依然在深刻影响着上海的城市性格。后来的第一百货（原大新公司）、上海华联商厦（原永安公司，现永安百货）等，都是在近代百货的躯体上延续着商业传奇。

部分参考文献：

1.周慧琳：《近代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研究：建筑，消费空间，城市文化》，同济大学出版社，2021.

2.连玲玲：《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3.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叶文心：《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5.德波，居伊：《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6.郭泉：《永安精神之发轫与长成》，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等。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2025年最新推出以“近现代上海城市景观与社会生活”为主题的系列学术沙龙活动，本文内容来自第一期沙龙“大上海与现代性”主题报告，文章由作者改写，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