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英国专家曾警告：日本是坏邻居，中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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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时间能够回溯至1922年，全球正笼罩在一战终结后的短暂欢愉之中，人们怀抱着天真的信念，坚信这场大战已终结了所有战争。

然而在这片弥漫着乐观情绪的氛围中，一位举世闻名的英国思想家却神情肃穆，将视线投向遥远的东方大陆。

他刚完成对中国与日本长达一年的实地走访，满心忧虑地返回英国，并随即撰写出一部震撼后世的思想巨著——《中国问题》。

这位学者正是伯特兰·罗素。他在书中毫无虚饰之词，如同一位冷静果决的医者，直接剖开了东亚地缘格局深处溃烂的病灶。

罗素指出，在诸多觊觎中国利益的列强之中，最具威胁性的并非远在大洋彼岸的欧美国家，而是地理上紧邻中国的岛国日本。

这一论断并非出自主观臆测，而是建立在他亲历日本社会所获得的第一手观察基础之上。

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之邀前往中国讲学，途中在日本短暂停留。

在此期间，他并未被东京街头西装革履、模仿西方生活方式的表象所蒙蔽，反而洞察到了这个国家精神内核中的深层矛盾。

他注意到，尽管许多日本人穿着西式服装、采用现代制度，但他们并未真正吸纳西方文明中关于自由、理性与宽容的核心价值。

相反，他们选择性地吸收了西方工业化带来的军事效率和帝国扩张的侵略逻辑。

在罗素眼中，当时的日本宛如国际秩序中的暴发户，内心交织着畸形的自卑感与狂妄的优越意识。

这种扭曲的心理驱使它急于通过征服一个历史更为悠久的文明来确立自身的地位，而体量庞大且暂时衰弱的中国自然成为其首选目标。

罗素特别强调，日本与其他西方列强对华政策存在本质差异。

英美等国对中国的主要诉求集中于通商口岸与市场准入，这类利益可通过条约协商实现；但日本的目标远超经济范畴，它谋求的是对中国领土的实际控制、资源的全面攫取以及民族意志的彻底压制。

为佐证此观点，他深入剖析了当时震动中外的“二十一条”要求与山东主权争端。

在这些事件中，日本公然无视国际道义，企图从政治体制、军事部署到财政命脉全方位掌控中国命脉，暴露出独占东亚的野心。

由此，罗素得出结论：日本在区域内的行为模式具有强烈的排他特征与敌对倾向。

在其战略思维中，邻国不存在平等合作的可能性，只有可供掠夺的对象或必须消灭的对手两种定位。

更具预见性的是，他对日本未来的发展轨迹作出了极为精准的推演。

结合该国自然资源极度匮乏、人口持续增长及军备急速扩张的趋势，罗素判断：本土条件根本无法支撑其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望。

这必然导致日本走上对外扩张之路，以夺取外部资源维系国家运转。

但他同时警告，这种扩张终有极限，世界不会无限容忍其侵略行径。

于是他在书中写下一句石破天惊的预言：“日本要么主宰远东，要么走向覆灭。”

这句话在当时被视为危言耸听，可随后的历史进程却完全印证了他的洞见。

他还特别告诫中国人民，切勿沉溺于所谓“同文同种”的情感幻想，这种文化亲近感在现实生存竞争面前脆弱不堪。

他甚至认为，日本对中国文明的蔑视，比西方白人对非裔、原住民的种族偏见更加深刻，其中掺杂着一种通过践踏古老文明来确认自我价值的病态心理。

罗素进一步悲观预测：若中国不能迅速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推动本国工业体系建设，极有可能沦为日本全面吞并的对象。

这种命运不同于欧美主导的半殖民地状态，而将是彻底丧失主权、民族存续面临危机的亡国结局。

须知，这些文字落笔于1922年，距离九一八事变尚有九年，距卢沟桥事变更是长达十五载。

彼时大量中国青年赴日留学，舆论场上仍流行“中日提携共抗西方”的呼声，罗素的警示显得格格不入，却准确勾勒出了未来的血色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判断并非孤立生成，而是根植于清晰的时代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深陷战火，无暇顾及远东事务，日本趁机加快侵华步伐。

它不仅接收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更强迫北洋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其独霸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

然而当时国际社会普遍低估日本的危险性，部分西方评论员甚至将其美化为“亚洲的文明先锋”，罗素的清醒认知因而显得尤为珍贵。

他的考察记录显示，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正在扩散，军队在政坛的话语权不断增强，民间亦兴起支持海外扩张的热潮。

这些细节都被他系统整合进分析框架，最终形成对日本国家战略走向的完整判断。

后来的历史演变，几乎逐字兑现了罗素的预言。

1931年，日本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东北三省；此后十余年间，侵略战火蔓延至华北、华东，逐步推进全面侵华计划。

在战争过程中，日军实施大规模屠杀、强奸与劫掠，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暴行，将其野蛮本性暴露无遗。

与此同时，其扩张行为也突破了国际容忍底线，不仅激起中国人民殊死抵抗，更最终与美国爆发太平洋战争。

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广岛与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全国陷入焦土，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

罗素口中“走向灭亡”的预言化为现实，日本以数百万生命的代价，为其侵略野心支付了沉重账单。

回望这段历史，罗素之所以能作出如此精确的预判，关键在于他穿透了表层现象，把握住了地缘政治的根本规律：

一个由贪婪驱动、缺乏道德约束的国家，纵使一时强大，终究难逃崩溃命运。

但《中国问题》给予我们的启示，不止是对日本战败结局的反思，更包含深远的战略警醒。

从地理角度看，日本作为岛国的空间局限与资源短缺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由此产生的生存焦虑与扩张冲动可能在战后暂时隐匿，却难以根除。

这正是我们必须长期对其保持清醒认知的重要原因。

罗素在书中也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的期待。他认为，虽然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但中华民族内在的平和气质与持久韧性，是一种远胜于军国主义冲动的深层智慧。

但他同时强调，这份从容必须以坚实的国力为依托。

他为中国指明的发展路径十分明确：必须实现工业化转型，构建足以捍卫自身安全的力量体系。否则，再高尚的文化品格，在强权面前也只能沦为被践踏的理由。

他甚至预见，中国在追求独立自主的过程中，或将不得不强化国防建设，这是恶劣生存环境倒逼下的必然抉择。

站在今日回望百年前的这些警示，依然振聋发聩。

那段浸透数千万人流血牺牲的历史证明：尊严从不来自哀求，而源于不可动摇的实力。

对于那个曾给东亚带来巨大苦难的近邻，我们最高的尊重方式就是铭记过往，绝不遗忘曾经的教训。

历史已经揭示，任何形式的侵略扩张终将失败，但我们唯有具备足够力量，才能有效阻止悲剧重演。

罗素的洞察不仅帮助我们理解过去的日本，更让我们领悟国际秩序的生存法则：

唯有自身强大，方能守护家园安宁与民族尊严，这是百年前的思想留给当代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