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不是“抗旨”：庚子年的交易，撕开了晚清隐秘的权力伤口

1900年夏天的上海，法租界外滩的洋行大班们正焦灼等待消息——北方的战火已经烧到天津，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突然放出话来：要与各国领事签订协议，“保全东南中外商民”。六天后，《东南保护约款》签字，长江沿岸与苏杭内地划入“督抚保护范围”，上海租界则由列强自行看守。

这场被称为“东南互保”的事件，历来被很多文章写成“地方督抚对抗中央的叛逆之举”。但翻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张之洞档》影印件、上海图书馆藏《刘坤一未刊函札》残页，再看《申报》1900年6月26日的社论，你会发现：所谓“抗旨”不过是表面文章，真正暴露的是晚清中央与地方之间一道早已裂开的制度缝隙——当朝廷的决策与地方的实际利益无法调和时，双方都在用“沉默”与“默契”做一场心照不宣的交易。

一、从一封电报说起：督抚的“私下共识”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发布《宣战诏书》，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这道诏书传到武昌时，张之洞正在签押房看《京报》。据《张之洞全集》收录的电稿，他当天就给南京的刘坤一发去一封急电：“北事已不可为，东南各省若再与列强开衅，糜烂更甚。似宜与各领事订约，共保中外商民，以维大局。”

刘坤一的回电比想象中快。次日，上海图书馆藏《刘坤一未刊函札》残页里夹着他的亲笔回笺（缺后半段，但与英国国家档案馆藏英译电可缀合）：“香帅（张之洞字香涛）所见极是，坤一早有此意。唯需稳妥接洽，免生枝节。”这里没有“抗旨”的激昂，只有老官僚式的务实——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时，张之洞就与刘坤一通过盛宣怀暗中通气；1900年春义和团起事，两人又在电报里多次提及“东南不可乱”。

真正把共识变成文本的，是上海道台余联沅。6月26日，他与英、美、法、德、日等国领事签订的《东南保护约款》，第一条就写得明白：“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这份约款的草稿，后来被盛宣怀收进《愚斋存稿》，其中夹着张之洞的批注：“妥矣，速办。”

二、朝廷的“沉默”：不是默许，是不敢反对

有意思的是，慈禧的《宣战诏书》传到东南后，并没有后续追责。据《光绪朝东华录》记载，直到7月14日天津陷落，朝廷才发来一道谕令，问“东南各省何以未遵旨力筹战守”——语气更像询问，而非斥责。这种“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态度，藏在当时的财政账本里。

晚清中央财政早已入不敷出。据《清史稿·食货志》统计，1900年全国岁入约8800万两，而军费开支已达1.2亿两；东南五省（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北）的厘金收入就占了全国三分之一，仅江苏一省的漕粮就供应京师十分之一。如果东南督抚真与列强开战，不仅关税、厘金断绝，连南方的粮食都运不到北京。慈禧比谁都清楚：她可以骂义和团“拳匪”，可以杀许景澄、袁昶，但不能拿东南的“钱袋子”冒险。

这种现实的算计，在《申报》的报道里也能找到蛛丝马迹。1900年7月1日，《申报》发表《论东南互保之善后》，直言“朝廷之所以未深究者，盖以东南安则天下安，舍此无以维大局也”。所谓“大局”，从来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忠君”，而是实实在在的钱粮与稳定。

三、地方的“自保”：不是叛逆，是权力的延伸

东南督抚的“互保”，本质是权力边界的一次试探。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就已经让中央不得不承认“督抚有权节制军队”；甲午战争后，张之洞在汉阳建兵工厂、刘坤一在两江练新军，地方军权进一步膨胀。到了1900年，这种膨胀终于碰到制度的天花板——朝廷要他们“宣战”，但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力基础在地方：

其一，财政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创办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每年能为地方带来百万两收入，这些钱他可以自行支配，不用报户部审批；刘坤一的两江总督辖区更是“财赋甲天下”，仅苏州织造局的丝绸出口就能抵得上北方一个省的田赋。

其二，人事权。东南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多由督抚推荐，甚至道员一级的官员任免，督抚也能说上话。比如1900年6月，张之洞未经中央批准，就把湖北按察使调为洋务局总办，理由是“办理互保需得力之人”——朝廷事后并未追究。

其三，舆论权。上海的《申报》《中外日报》都是商人投资，背后站着江浙士绅。当报纸连续发表《论互保乃保民之策》《东南无事幸赖贤督抚》时，督抚的形象已经从“朝廷命官”变成了“地方保护神”。这种舆论的支持，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的自保底气。

四、裂缝的本质：制度的齿轮卡壳了

很多人把东南互保看成“中央与地方的决裂”，但从制度运行的角度看，它更像一次“齿轮卡壳后的临时调整”——当朝廷的政策指令（宣战）与地方的执行能力（保境）无法匹配时，双方只能用“变通”来维持系统的运转。

这种“变通”的背后，是晚清制度的三重错位：

一是决策层的脱节。慈禧为首的军机处制定政策时，依据的还是“康乾盛世”的天下格局——以为只要下一道谕令，地方就会像从前那样服从。但他们忘了，经过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地方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

二是信息传递的扭曲。从北京到武昌的电报要走三天，而上海的洋商消息半天就能传到督抚衙门。当慈禧还在看“义和团刀枪不入”的奏报时，张之洞已经通过盛宣怀拿到了英国领事的照会：“若贵国督抚能保证上海安全，我方绝不派兵北上。”信息的快慢差，让地方总能比中央更早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三是激励机制的失效。清代督抚的考核标准是“政绩”与“忠诚”，但到了晚清，“政绩”越来越依赖地方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而“忠诚”的代价可能是丢官甚至掉脑袋（比如反对义和团的许景澄）。当“保地方”的收益远大于“遵圣旨”的风险时，选择其实早已注定。

五、后来的事：裂缝没有愈合，只是被掩盖了

东南互保之后，朝廷给了督抚一点“甜头”：张之洞加太子太保衔，刘坤一赏加直隶总督衔（虽未到任，但荣誉足够）。但这种“事后补偿”并没有修复权力裂缝——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东南督抚联名上书“新政十条”，要求改革财政、练兵、兴学，其实就是想把互保时的“自保权”固定下来。

1909年，袁世凯罢官时，张之洞曾对人说：“北洋倒了，东南还能撑着；可要是东南也倒了，这大清就该散架了。”这句话里的清醒，恰恰来自1900年的那场交易：当地方督抚意识到自己能影响朝廷的决策时，中央的权威就已经不是“天威难测”，而是“可以商量”的了。

历史从不是非黑即白：

回头看东南互保，没有“忠臣”与“逆贼”的标签，只有一群在制度缝隙里寻找生存空间的参与者：慈禧要保皇位，就得忍东南的“不听话”；督抚要保权力，就得跟朝廷玩“默契游戏”。那些写在档案里的电报、函札，那些印在报纸上的评论，串起来就是一幅晚清权力的真实图景——它不是一个崩溃的王朝的挽歌，而是一个旧制度在时代变迁中挣扎变形的缩影。

就像《清史稿·刘坤一传》里写的：“坤一晚节弥厉，东南底定，其功不可没也。”但“底定”的背后，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有些规矩，早就该改了。

史料来源说明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张之洞档》影印件（收录于《张之洞全集》卷195-196，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 上海图书馆藏《刘坤一未刊函札》（《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丛刊》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3.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庚子事变英译外交电》（编号FO 228/1612，转引自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申报》1900年6月26日、7月1日社论（上海图书馆数字资源库）；

5.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

6. 《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

7. 盛宣怀《愚斋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