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铁票仓”反了，保加利亚稳了35年，年终却把这盘棋下砸了

2025年的尾声，保加利亚政坛爆发了意料之外的震荡。就在该国计划于2026年1月1日正式启用欧元作为法定货币的前三周，全国性的抗议浪潮迫使执政联盟集体辞职。

乍看之下，这场年终动荡似乎只是这一年保加利亚政治不稳定的注脚。其深层意义远超表面的政权更迭。这场运动不仅推翻了由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领导、并获得“新起点”联盟支持的政府，更直指该国政治生态的核心病灶。“新起点”联盟是由对权力有着极度渴望的大亨德利安·佩夫斯基一手打造的政治工具。

作为老牌政党“争取权利和自由运动”的分裂产物，“新起点”联盟试图继承前者对土耳其族选票的掌控力。2024年9月，该党因内部路线之争分裂，佩夫斯基与老一辈领袖艾哈迈德·多安领导的阵营分道扬镳。尽管佩夫斯基是保加利亚族，但他仍声称自己是土耳其族与罗姆族利益的代言人。

但在近期的抗议现场，这两大少数族裔群体的大规模参与，构成了对佩夫斯基及其所代表的旧有政治逻辑的彻底否定。这是35年来，保加利亚根深蒂固的政治假设——即少数族裔身份必须通过单一民族政党来进行政治中介——首次遭到如此公开且强有力的挑战。

1989年后，保加利亚从剧变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充满痛楚，贫困、经济危机与有组织犯罪的阴影挥之不去。而在主流叙事之外，所谓的“复兴进程”——共产主义政权晚期针对土耳其族、穆斯林和罗姆人的强制同化运动——彻底将该国的民族格局政治化。那场运动曾导致数十万人被迫背井离乡，留下了难以愈合的社会创伤。

正是在这种制度真空与历史创伤的背景下，争取权利和自由运动于上世纪90年代初崛起。它自诩为少数族裔权利的守护者，同时也是新政治秩序中的稳定锚点。

在缺乏国家主导的实质性和解机制下，少数族裔的政治代表权被单一政治实体制度化。该党逐步将庞大的少数族裔群体转化为稳固的选举票仓，在特定地区通过掌控市政权力，进而重塑了地方经济格局。

早期，该党凭借这一角色获得了真实的合法性，既表达了族群诉求，也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代表职能逐渐异化为一种垄断。该党开始将高层权力的获取、联盟博弈以及经济利益的攫取，置于其声称要代表的社区多元利益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发生在该党极力将自己包装为保加利亚最“自由派”和“亲欧”政党的时期。2007年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后，该党通过加入欧洲自由民主联盟强化了其国际合法性。但在国内，政治调解与经济实权的界限日益模糊，该党逐渐与既得利益集团、腐败网络及企业化的政治运作紧密捆绑。

随着这种模式的固化，民族与宗教身份被深度政治化。在主流公众认知中，保加利亚土耳其族或穆斯林身份几乎等同于对该党的政治效忠。这种刻板印象抹平了族群内部的多样性，使得异议的声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近乎“隐形”。

现实的物质条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动态。在该党主导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政治忠诚往往直接决定了就业机会和资源分配。尽管裙带关系和贿选指控不断，却难以撼动其根基。而民族主义政客周期性地将少数族裔塑造为威胁，反过来又加强了少数族裔对该党的依赖。

尽管保加利亚社会党的支持率确实在下滑——尤其是在年轻群体和城市选民中——但更深层的结构性变化鲜少被公开讨论。在选民投票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该党凭借其铁票仓维持了稳定的议会席位，尽管其内部社区的不信任感正逐渐加深。

关键在于，由此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政治循环，而保加利亚亲欧民主派力量对此长期采取了默许态度。数十年来，主流政党默认土耳其族和穆斯林群体是政治上的“铁板一块”，是可以被忽略的“禁区”，从而回避在这些边缘地区开展直接的政治互动。

这种动态因该党高度集权、领袖主导的性质而进一步固化——即便在多安正式退出前台后，权力核心依然稳固。佩夫斯基的崛起及其引发的2013年大规模抗议，首次将这一模式暴露于公众审视之下。

尽管后来党内出现分裂，佩夫斯基仍延续了旧体系的核心逻辑：集中控制、非正式权力和根深蒂固的腐败。作为美国《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制裁对象，他已成为该模式最鲜明的化身，被广泛指控操纵司法、媒体和监管机构，并利用非正式压力作为政治控制工具。

当下的抗议浪潮正是源于此。虽然最初的导火索是预算提案，但事态很快演变为对佩夫斯基所掌控的非正式权力结构的全面抵制。

12月1日大规模抗议爆发后，佩夫斯基试图打出熟悉的“民族牌”，声称抗议活动正在动摇国家的政治和民族平衡。然而这一次，策略适得其反：保加利亚土耳其族在抗议现场和媒体上双双摒弃了这一遗产。

前所未有的是，保加利亚媒体空间开始突显少数族裔的真实声音——他们公开拒绝佩夫斯基代表他们的主张。这些声音始终存在，却长期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改变的并非他们的存在，而是他们的可见度：当剥夺佩夫斯基政治合法性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时，少数族裔终于在单一政党的垄断之外获得了表达空间。

12月9日，佩夫斯基通过既有的动员网络组织了一场反抗议活动，吸引了部分少数族裔参与。然而次日，在许多相同的地区，又出现了明确反对政府及其背后体制的示威活动。虽然少数族裔的声音在主流舆论场仍显微弱，但在索非亚及长期被视为该党“铁杆据点”的城镇广场上，反对声已清晰可闻。

此时，支撑民族政党模式的核心虚构开始崩塌：少数族裔公民以独立政治主体的身份公开亮相，展现出超越强制性民族调解的异议能力与选择自由。

未来的走向仍充满变数。旧有垄断地位的削弱，并不必然转化为实质性的代表权。如今保加利亚的政治格局中，几乎不存在可行的渠道，让少数族裔声音能以民主平等的方式获得制度性吸纳。尽管土耳其族、罗姆族和穆斯林群体占保加利亚人口逾十分之一，其在核心政治职位的竞争中依然缺席。

当前局势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1989年后，保加利亚首次出现少数族裔身份开始摆脱强制性政治中介的现象。这一突破究竟会催生真正的多元主义，还是沦为新型排斥机制？其结果不仅将重塑少数群体的生存状态，更将决定保加利亚民主政治的成色。

索非亚市中心的广场上，喧嚣的口号声渐渐散去，留下一地被踩得有些泥泞的积雪。一位上了年纪的土耳其族老人整理着手中的标语牌，旁边站着几个裹着厚围巾的年轻学生，他们用保加利亚语低声交谈着，呼出的白气在寒夜里交织在一起。

并没有什么宏大的胜利时刻宣告降临，旧有的高墙也未在一夜之间彻底坍塌。但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当不同族裔的人们不再被一张选票定义，而是并肩站在凛冽的风中时，某种无声的契约已经形成。它关乎信任，关乎那些尚未被书写的可能性，更关乎在这个国家，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