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记者刻意设下的刁难——“为何要用美国产的钢笔”，周总理的回答让对方羞愧得无言以对

“你们中国人，为何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

1954年的日内瓦，空气里都带着一股子要把人冻透的寒意，那些金发碧眼的西方记者，一个个手里拿着笔，跟拿着刀似的，就等着从中国代表团身上割块肉下来。

他们觉得新中国刚成立，肯定没见过世面，随便挖个坑就能让中国人跳下去，这帮人甚至已经想好了第二天报纸的头条，准备看一场大笑话，可他们谁也没想到，这次踢到的不是棉花，而是一块硬得不能再硬的铁板。

01

那是一场原本很普通的外交接待会，但因为几个不怀好意的眼神，气氛突然就变得诡异起来，就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死寂。

有个美国记者的眼睛特别尖，那种眼神就像是猎人盯着猎物一样，一下子就盯上了周总理上衣口袋里插着的那支钢笔，那是一支派克钢笔，正儿八经的美国货，在那个年代，这玩意儿不仅贵，更是美国工业实力的象征，甚至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文明与先进”的代名词。

这记者当时心里估计就乐开了花，觉得自己抓到了一个天大的把柄，你想啊，中国当时正跟美国不对付，天天喊着自力更生，结果国家总理用的却是“美帝国主义”的产品，这要是传出去，那标题得多劲爆？这就好比是一个天天喊着吃素的和尚，被人发现碗里藏着一块大肥肉。

于是，这哥们儿也没客气，当着所有人的面，阴阳怪气地抛出了那个精心设计的问题，他的意思很直白，就是问总理，中国既然那么硬气，怎么连支钢笔都造不出来，还得用他们美国人的东西？这不仅是在质疑中国的工业能力，更是在嘲讽中国人的骨气，想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抬不起头来。

现场一下子就安静了，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所有人都盯着周总理，看他怎么接这个烫手山芋，如果是普通人，可能会解释说这是缴获的，或者是以前买的，但不管怎么解释，用美国货这个事实改不了，怎么说都像是被人压了一头，这简直就是一个无解的死局。

但周总理的反应，让所有人都没看懂。

他没有把笔收起来，也没有露出一丝尴尬的神色，反而很自然地拿出了那支笔，在手里转了转，那个动作轻松得就像是在自家后花园散步一样，完全没有被冒犯的愤怒。

然后，他用一种特别平和，甚至带着点回忆的口吻告诉在场的人，这支笔确实是美国的派克笔，但它的来历有点特殊，这不是买的，也不是谁送的礼，而是一个朝鲜朋友送给他的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利品。

这话一出，刚才还得意洋洋的美国记者，脸色瞬间就变了，变得那是相当精彩，一阵红一阵白的。

这招太绝了，周总理没否认这是美国笔，但他给这支笔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定义——战利品，既然是战利品，那就意味着在战场上，美国人输了，中国人赢了，用敌人的东西写字，这哪里是崇洋媚外，这分明是胜利者的炫耀，是把敌人的尊严踩在了脚底下。

那个记者本来想羞辱中国造不出好笔，结果反而被提醒了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仗的黑历史，那是美国陆军史上最惨痛的记忆之一，这一巴掌打得，那是相当的响，而且还是用他们自己的手打的，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02

如果说刚才那个钢笔问题只是开胃菜，那接下来的这个坑，简直就是奔着要命去的，这帮西方记者似乎不把中国代表团逼到墙角誓不罢休。

没过多久，又有一个西方记者站了出来，这回，他问的问题更刁钻，更下流，甚至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恶意，他居然当着那么多外交官和媒体的面，问中国有没有妓女。

这问题阴毒在哪里呢？

它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逻辑陷阱，是个死局，如果你说“没有”，那他肯定会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所谓“证据”，或者要求去中国实地调查，到时候随便拍几张照片，找几个街溜子，就能说你在撒谎，在粉饰太平，在欺骗国际社会。

如果你说“有”，那就更完了，西方媒体第二天就会铺天盖地地报道，说新中国依然黑暗腐朽，连这种丑恶现象都消除不了，所谓的“新中国”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这对于刚刚建立、急需在国际上树立正面形象的新中国来说，简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现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大家都替总理捏了一把汗，这要是回答不好，国家的形象就算是毁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是西方世界对东方那个红色国度的一次道德审判。

结果，周总理连想都没想，几乎是脱口而出。

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有。

这一个字，像一颗炸雷一样在会场炸开了，把所有人都给震懵了，那帮西方记者眼睛都亮了，手里的笔飞快地记录着，心里估计都在狂欢：看吧，我就知道，你自己都承认了！他们甚至已经想好了明天的头条标题，准备把这个“大新闻”传遍全世界，好好羞辱一番这个新生的政权。

就在那帮人兴奋劲儿还没过的时候，周总理紧接着又不紧不慢地补了一句话，这句话就像是一盆冰水，直接浇在了他们火热的头顶上。

他补充道，在中国的台湾省。

这句话一出来，现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就是雷鸣般的掌声，那掌声差点把屋顶都给掀翻了。

这反转来得太快，太猛了，简直就是神级操作，那帮记者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周总理这一手，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外交反击，首先，他承认有，表现得实事求是，让你挑不出毛病，显得我们坦荡荡，然后，那个“在台湾省”的补充，直接就是一箭双雕，不对，是一箭三雕。

第一，明确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原则问题，谁也别想含糊，在这个国际场合，再次宣示了主权。

第二，直接把锅甩回给了国民党当局和支持他们的美国人，意思就是，这种丑恶现象在解放区已经绝迹了，只有在你们支持的那个旧政权底下才存在，这是对旧社会、对国民党统治最辛辣的讽刺。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不仅化解了危机，还反过来宣传了新中国的社会治理成就，告诉全世界，我们把旧社会的毒瘤给铲除了。

那个提问的记者，本来想给中国泼脏水，结果不仅没泼成，反而自己惹了一身骚，还被迫听了一堂中国领土主权课，这哪是提问啊，这分明就是送人头，估计他肠子都悔青了。

03

这帮记者也是记吃不记打，连着栽了两个跟头，还是不肯消停，似乎觉得不从中国人身上找点优越感，这一趟就白来了。

后来又有一次，一个记者估计是想在文字游戏上找找场子，显示一下他们西方文化的“幽默感”，他看中国人把路叫“马路”，就自作聪明地问，为什么中国要把人走的路叫“马路”？

这话里话外的意思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想嘲笑中国人像牲口一样，走的是牛马走的路，这种带着种族歧视和文化优越感的提问，让人听了特别不舒服，这已经不是外交辞令了，这就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和种族侮辱。

但他没想到的是，他在跟谁玩文字游戏，他面对的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智者。

周总理听完，笑了笑，那个笑容里透着一种看穿一切的睿智，还有一种大国总理的自信和从容，他并没有跟记者争辩什么路名的由来，也没有讲什么历史典故，因为跟这帮人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他选择了一种最直接、最有力的方式，直接在这个“马”字上做起了文章。

他告诉那个记者，因为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

这个回答，简直绝了，真的绝了。

那个记者想用“马”来贬低中国人，把中国人比作牲口，周总理直接把这个“马”升华成了国家的信仰和道路，这不仅仅是一个巧妙的谐音梗，更是一种政治上的宣示，一种对国家道路的坚定自信。

我们走的路，是光明的路，是信仰的路，是通向未来的路，跟你们那种狭隘的、充满偏见的理解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你们还在泥坑里打滚，我们已经站在了思想的高地上。

那个记者本来想秀一下幽默感，结果发现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笑话，那一刻，他估计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经过这几次交锋，那帮西方记者算是彻底明白了，想在嘴皮子上占周总理的便宜，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任务，你给他挖个坑，他不仅能跳过去，还能反手把你埋里面，甚至还要在上面踩两脚。

04

看着周总理在那谈笑风生，那些原本想看笑话的西方人，一个个表情都复杂得很，有尴尬，有羞愧，但更多的，是一种不得不服的敬畏。

他们手里那些本来准备用来攻击中国的笔，这时候都不知道该往哪写了，写什么呢？写中国总理机智过人？还是写西方记者愚蠢至极？

本来是想让新中国下不来台，结果最后下不来台的，全是他们自己，这就像是几个小混混想去欺负一个看起来文弱的书生，结果被书生几句话给训得找不着北，最后只能灰溜溜地逃跑。

这种外交场上的交锋，没有硝烟，但比真刀真枪还要惊心动魄，因为它关乎一个国家的脸面，关乎一个民族的尊严。

那时候的新中国，一穷二白，被西方封锁，被世界孤立，我们在物质上是贫穷的，但在精神上，我们是富有的，因为我们有像周总理这样的人，用他的智慧和风骨，为这个国家撑起了一片天。

他用几句话，就挡住了千军万马，用一支笔，就划破了西方媒体编织的谎言大网，这才是真正的外交家，这才是真正的大国风范。

1976年1月，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十里长街，白花胜雪，那是全中国人民最悲伤的时刻。

那些曾经在日内瓦、在万隆、在各种外交场合刁难过他的外国记者，在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或许也会在某个瞬间，想起当年那个站在聚光灯下，用最平静的语气说出最霸气话语的中国老人。

那个时候他们就该明白，有些脊梁，是永远压不弯的，就像那支被称作“战利品”的钢笔，永远记录着胜利者的荣耀。